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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与伦理 汉学大师陈启云55载治学感悟 一、开篇中西道德伦理之不同 中西对道德伦理认知之不同，一跟语言有关，另一则是观念问题。西方言胜于行，通过语言让你知道什么是真、善、美，西方的观念真理最重要，真理要靠语言来表达；而中国则是行胜于言，什么是善什么是好，在中国这是行为的问题，中国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者立言”。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ladies and gentlemen（台下笑声）。 今天很难得，有机会跟各位谈一谈人文跟道德精神方面的问题。当初汉青学院负责人跟我联系时，跟我讲让围绕道德修养这方面的问题，我是犹豫了相当久，真的很犹豫。 儒家道德理想中，有几句话：“言教者讼，身教者从”，道德修养这个问题不是可讲的，应该是身体力行，越讲得好的话，那道德越糟。这人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所以我当时犹豫了下。中国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者立言”，“讲”不是很重要。 但我在西方学习、工作、生活了五十多年，西方的看法是刚刚相反。比如说西方学术的老祖宗苏格拉底，他最有名的就是常在街头跟年轻人对话聊天，谈就是“言”，为什么不以身作则、身教，而是找年轻人聊天呢？他们的道理是，大部分人做坏事，但他不知道那是坏事；一旦告诉他那是坏事，他就不做了。所以他要跟年轻人聊天，告诉他们什么是善，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只要知道了，他们就不做了。 中国人就是，知跟行是两段。清华大学校庆时，校内有一句话叫“行比言重要”。我看到后，好几次都想跟清华大学校长写信，把那个去掉。在西方是“言比行更重要”，中国是“行比言重要”，这一点要记得非常清楚。 由苏格拉底开始，古希腊追求真、善、美，最重要的是“真”，是真善不是假善，真是第一个。 西方研究中国科学最有名的学者叫李约瑟，他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一书开篇就提到，“在中国，历史为万学之母”。怎么说呢？比如六经皆史也，我们的先秦诸子都是先见、先圣、先贤言行的记录。我们的国学四部——经、史、子、集都是跟历史有关的，都跟人有关。 哲学是跟真理有关的。西方，他们强调观念，不讲人，观念是谁的并不重要，谁讲都一样；中国讲人，人才有观念。西方，观念真理比较重要，比如行善做好事，什么是善什么是好？在西方，这是哲学观念问题；在中国是行为问题。这是中西最不同的东西。 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是言必行之；西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是语言转向的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是哲学，哲学要坚持追求客观的真理，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是普遍性的，最高的学问就是哲学。因此，柏拉图就讲，最合理的社会是，一个人的学问最高，地位也应该最高，学问跟他的地位平等。假如这个理想可以实现，就是世界大同，所谓理想国。 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发展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中国人讲历史，西方人讲哲学。历史上讲有成功和失败，好人坏人，以及正义，但真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语言不够，我们的语言是从底下说的，语言交谈就非常功利，非常现实，世俗的语言讲不出超越的真理。我们现在的失败其实是语言失败，而不是我们坚持真理失败了。 哲学分析不能解决的问题，就用语言分析去解决，用语言分析去解答。话语权，都是近二三十年提出来的，为什么讲“权”呢？“权”是很现实的，真理是非常不现实的东西。那就讲了，世界上好像没有真理了，如果有，那就是我们语言所代表的“权”或者“能”等等。 在西方，语言是真理的载体，没有语言，真理就说不出来，言辞不够水准，真理找到了，说不出来，一说就错了。我们现在就要把语言处理好，再去讲真理。话语权，不管我讲的对，还是错，我在这讲，你们在下面听，那我就有权，有发言权，这些在西方都是非常重要的，真理要靠语言来表达。 今天讲道德，我再强调一下语言的重要性。中国讲行为最重要，要行要实践；西方是讲语言，通过语言让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做坏是因为你不知道，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坏事什么是好、善、真，这些一定要说得很清楚。讲得好、想得好，但说错，是语言不够，不能超越绝对的真理是语言的问题。 西方的道德修养等跟语言有关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观念。 西方讲道德修养有两个字很重要：moral和ethic。我们现在翻译moral为“道德”，ethic翻译为“伦理”，这两个词是日本人先翻译的，我们很多词包括社会、国家、民主、团体等这些词都是日本人先翻译过来的，日本翻译的词汇，不一定是英文，日本人最早是模仿德国的，翻译也是受德国影响。德语一些词跟英文是相反的。你们觉得这两个词哪个好些？ （人大学生回答：道德。） 道德是最高无上的、最好的。伦理，就是讲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都是人间关系，妻子要尊从丈夫，儿子要尊从父亲，臣民要尊从君王，这都是不平等的阶级关系。 但是在英文中，ethic要比moral高得多。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些大的道理，哲学上的道理，ethic就是根据这些道理，告诉人应该怎么样，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