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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读本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格奥尔格.西美尔 选自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Trans ,Kurt Wolff,New York:Free Press,1950。 P132 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的独立和个性的要求。原始人为了生理上的需要所进行的与自然的斗争，在这种现代形式中获得了它最新的变形。18世纪号召人们从国家、宗教、道德、金钱的传统束缚中摆脱出来，人类“性本善”的普遍天性应当不受任何阻碍地得到发展。除了更多的自由外，19世纪要求人们的工作技能专门化，这种专门化使一个个体无法与另一个相比较，并在最高程度上使他们中每一个都不可或缺。但无论如何，专门化使每个人更直接地依赖于其他人的活动。尼采看到了个性的充分发展取决于个体间最无情的斗争，社会主义则认为，对为了同一目的的竞争应当有所压制。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状况中起作用的是相同的基本动机：个人抵御是由一种社会技术组织所带来的降低或磨蚀。可以说，对现代生活以及这种生活引发的后果所具有的内在意义的探究，对文化机体的灵魂的探究，必须寻求解答像大都会这样的结构在生活的个人性因素与超个人性因素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均等化问题。这样的探究必须回答在适应外部压力的过程中个体如何调节自身的问题。…… 都会性格的心理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人是一种能够有所辨别的生物。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永久的印象，彼此间只有细微差异的印象，来自于规则与习惯并显现有规则的与习惯性的对照的印象——所有这些与快速转换的影像、瞬间一瞥的中断或突如其来的意外感相比，可以说较难使人意识到。这些都是大都市所创造的心理状态。……城市要求人们作为敏锐的生物应当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识，…… P133在乡村，生活的节奏与感性的精神形象更缓慢地、更惯常性地、更平坦地流溢而出。正是在这种关系中，都是精神生活的世故特点变得可以理解——这正好与更深地立足于感觉与情感关系的城镇生活形成对比，后者扎根于精神的无意识层面，并在传统的稳定节奏下最易生长，不管怎样，智慧在明了的、有意识的、更高的精神层面有它的位置，它最适应我们内部的各种力量。为了适应变化以及各种现象的比照，智慧并不需要任何冲击和内部剧变，它只是通过这些剧变使得更保守的心理状态可以适应都市生活的节奏。都市人——当然他以成千上万的变体出现——发展出一种器官来保护自己不受危险的潮流与那些会令他失去根源的外部环境的威胁。他用头脑代替心灵做出反应。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加的对外界的知觉与观察呈现出心灵上的优越性。这样，都市生活以都市人增长的知觉与观察以及理智优势为基础。对都市现象的反应使器官变得麻木不仁，毫无个性。智性已被视为用来保留个性生活以抵御都市生活的强大威力，它亦扩展到很多方面并统合了许多离散的现象。 都市通常都被认为是金融中心，在此，经济交换的多样性、集中性，赋予乡村贸易所不允许的交换方式以重要意义。货币经济与理性操控被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上，它们都显得务实，而且，这种务实态度把一种形式上的公正与冷酷无情相结合。理智上，世故的人对所有的真正个性都漠不关心。在相同的方式中，各种现象的个体性与金钱原则并不相称。金钱只关心对所有人都共有的事——它要求交换，它把所有的品质与个性都转换成这样的问题——多少钱？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亲密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个性之中，然而，在理性的关系中的人被视作如同一个数字、一种与他自身无关的因素一样来考虑。只有客观上可以定量的成就才有利益价值。这样，都市人会和商人、顾客、家庭的仆人，甚至会和经常交往的朋友斤斤计较。这些理性的特征与小圈子的特性很不一样。在小圈子里，人们互相了解彼此的个性，因而形成一种温情脉脉的气氛，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不只是服务于回报之间的权衡。在小群体的经济心理学界域，这一点是重要的：原始状态下生产服务于订购货品的顾客，以至于生产者与顾客相互熟悉。而现代都市的供应几乎完全来自于市场，也即为着从未进入生产者实际视野的全然不熟悉的购买者而生产。藉此种匿名性，每一团体的利益都带有残酷的务实性，而且由于个人间的各种关系无法加以衡量，双方经济上的利己主义都不用担心任何偏斜。货币经济主宰着都市，它已完全取代了家庭生产和直接地实物交易，它显著地把顾客订购的工作量减缩到最低。务实态度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无人能够说清楚是理性的心理P134状态促进了货币经济，还是后者决定着前者。 现代精神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货币经济引起的现实生活中的精确算计与自然科学的理想相一致——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算术问题，以数学公式来安置世界的每一部分。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