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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论精英淘汰 近年来，人们关于中国历史发展为什么迟滞缓慢这个问题，已作了不少讨论，可谓见仁见智。但是我注意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却一直未被指出。这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在历史中所遇到的逆反淘汰问题。 　　逆反淘汰也就是择优淘汰。我们知道，生物的进化机制，来自自然界中的一种生存竞争，生物遗传基因的突变，导致优势者被环境选择而生存的规律。但是在有些生物的发展中，却出现了一种反进化淘汰—也就是优秀物种被淘汰，其结果必然导致物种的退化和衰弱。在中国历史中就有这种情况。 　　最近，.我翻阅了一本《近代科学技术大事年表》，翻看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引人深思。粗略统计一下，自1651年至1980年，世界科学技术史上作出重大发明者的国籍，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最多;其次是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亚洲人较少，其中成就最多的是日本人。但除了华罗庚、陈景润、李政道、丁肇中、杨振宁等寥寥数人外，几乎没有中国人。而在这几位中，只有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三位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86年则有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他们都是在外国土地上工作和研究的外籍华人。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十亿人口，然而在近三百年的科技史上，却几乎没有什么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大理论发明和技术突破。作为一个中国人，这 一事实令人惭愧! 　　但是惭愧不过是个感情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社会落后、科技落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干扰，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原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原因，至今尚未被人们所重视。 　　根据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上主导着该社会发展方向的精英阶层。但是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这个精英阶层的来源不同，构造方式不同，因此质素不一样，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极为不同。 　　根据意大利学者帕累托的理论，社会精英有两种，一种是占据了社会发展导向位置的那些人，即统治精英(governingelite);另一种是各行各业中最精通本行事业、最优秀、最能干的人才，即事业精英。在一个发达的、进步迅速的社会、这两种精英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流通的机制。这种机制如果较为完善，那么各行各业中智能和专业知识最优秀的精英分子，就能及时地补充到各行各业的统治精英集团中，从而保证在各项事业上引导其发展方向的，始终是最优秀的人才。 　　反之，在一个内部封闭的社会，这两种精英的流通被阻滞。 　　统治精英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和私利，还会用各种方法阻滞来自较低社会阶层中的那些事业精英分子进入自己的地位。帕累托认为，一旦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会形成一种对立—社会各行各业中最优秀的精英分子处在被压制和无权的地位，而统治社会“精英”却是一群依靠世袭、特权而取得地位的愚昧、无知之辈。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革命的前夜都曾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帕累托提出一个着名的定理:封闭而高不可攀的精英位置，常常是政治不稳的原因，也是革命与动乱的先兆。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的情况。 　　我们中国人不仅不笨，而且勤苦耐劳，这是举世公认的。中国一些普通知识分子离开中国后，到美国、到西方，往往很快会发展成为知识界的尖子，而这些人在国内时却往往不行。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事业精英分子在中国往往被压住，被困住，伸不出头来。不但伸不出来，事实上伸出头的也常常会被各种非正常的社会压力挤垮!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淘汰精英”的机制。有人把这种情况仅仅归结为一个社会心理的问题，即所谓“东方式的嫉妒”。 　　毫无疑问，这是部分原因。但更深刻的原因应当在我们现行的社会结构和许多制度中寻找。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制度中的确具有一种精英淘汰的机制。也就是说，在我们社会中，各行各业那些最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最富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精英分子，往往极易受到摧残和打击。大部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小部分刚刚出头即被摧残毁灭。只有极少数特殊例外才会在改变、泯灭自己创造个性的前提下，被社会所接纳。古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正是对这一精英淘汰规律的形象描述。 　　与此互补的，是我们社会用人制度中的一种择劣机制。一个早已人所共知的实际情况是，在各行各业中，例如干部选拔、知识分子晋升，以至升级、升学、招聘等许多选拔社会精英的活动中，往往是那种比较没有见解、比较平庸而没有棱角的老好人，或是那种暗藏个人抱负而善于隐藏，善于讲假话、办假事，善于吹牛拍马、偷奸耍滑、搞两面派的人，被选拔上去。后一种情况过去早有人注意到，但往往以为这只是一种偶然。实际上这里有一种与精英淘汰相辅相承的社会规律。一林彪就是后一类人物中的一个典型。这两种社会机制相互起作用的结果，是中国各行各业人才的普遍平庸化。一个存在着这种机制的社会，我们又怎可能期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