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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对谈 刘小枫 吴伯凡 　　刘：1995年冬天，你在香港做访问研究 ， 记得我们一起看芭蕾那天晚上，中场休息时聊到社会理论。你说，中国学界要写出自己的社 会理论专著，至少还要五年。当时我没有吱声，心里却在暗下决心，要赶超你的时间表。你 的话倒颇有鞭策的效果，因为编务太重，这书真算是挤时间写成的。书一出版，我就很想听到你的意见。 　　吴：当时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有感于国内学界的状况和建立真正属于我们自 己的社会理论这 一任务的艰巨性，而且我当时只看到你写的几篇文章(现在我才知道这些文章是你书中的内 容)。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写过一些与社会理论有关的论文和论著，然而不是“ 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社会理论”，即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理论和经验材料的社会理 论。你在评张志场的《门》一书时说过，近四十年来，汉语哲学的大陆语域发生了一场“语 式”(首先是“思式”)革命——以社论语态颠覆了纯粹学术式的言路和思路。其实中国大陆 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都通行着这种社论语式(我称之为“报馆味文字”)。依我 看，社论语式的历史远不止四十年，最早可以追溯到首批“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学者(如严 复)，梁启超已将这种语式发挥到极致(梁启超曾经答应给一家报社写一篇社论，后来一发不 可收拾，竟将这篇社论写成了一本书)，其影响既深且远。大约十年前，当时很名声大噪的 文艺评论家刘再复撰文说，中国大陆学界已出现一场文体变革，学人们已经在有意识地肃清 文革时期的文体风格。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文革文体(大字报八股)只是社论语式的一种极端 形式，放弃文革文体不一定就是放弃社论语式。事实上，社论语式在80年代是相当流行的 ，李泽厚的三本“思想史论”中，社论语式一本比一本明显。他的模仿者和反对者差不多都染上了这种文风。社论文体的背后是与之相配、相宜的知识品性。习惯于社论语式的学者与 社会和文化现象不能保持实证知识学的距离，在思路和言述方式上都是印象式和审美式的， 远离“一种非激进论的、知识学地审理价值问题的知识类型”，随自发语以为真论。他们不 愿也无力承担一种堪称社会——文化理论的知识学。 　　语言、文献上的阻碍也是一个问题。本世纪上半叶，欧陆学界的思想主要通过俄国学界的转 运和过滤而在中国传播，最近一二十年，如你所说的，则主要依赖于英美学界转口。“社会 理论”是发源于欧陆学界的知识学，如果我们一味地依赖于英美学界筛选、转述后的知识文 献，那么建立中国的社会理论似乎不太可能。你的这本书中“勾沉”的舍勒、特洛尔奇、卢 曼(尤其是后两人)的学术思想，不仅对于汉语学者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许多英美学者也不甚了了。 　　中国学界近年来热衷于后现代论，既反映了中国学界社论式知识旨趣(后现代论给我们提供的主要“好处”恐怕只是口号化的学术和学术化的口号，投合了我们的辩护意向或抨击意向 ——此即“社论”的生命之所系)，又反映了中国学界在语言、文献和知识视野上的局限。 最重要的是，后现代论本身就是对于现代性问题看似参与的搁置。如此看来，中国学界要写 出自己的社会理论还要等上不止五年的时间。 　　读了这本书后，我才知道在我随口说出的所谓“时间表”之前你就打破了这个“时间表”。 但说到底，你写出这本书来是你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学界的事情。我时不时听到一些朋友对这 本书的议论，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只对“审美主义与现代性”一章感兴趣，并且认为这一章 是全书的焦点。我自己也是对这一章最有“感应”，谈论起这部分内容时觉得有话可说，谈 论起别的章节常觉得语塞。但我也隐约意识到，单从审美主义入手是很难进入这本书的实质 性内容的。对我来说，要切实地关注现代性问题，最少还需要五年的时间。 　　刘：也不一定都对“审美主义”一章感兴趣，有的对“个体言说”一章感兴 趣。不过，对“ 审美主义”一章感兴趣的人的确多些。我想，这与知识界的既有理论结构有关。我们的知识 结构恐怕有必要做大的调整，尤其是打通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分离。我现在给“比较宗教 与文化理论”课程博士——硕士讨论班读现代经济理论的文献，有的老师就担心，是否会太 离谱。除非不面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问题，否则，打通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分离是必需的。甚至还要打通自然科学。当然，这完全要看自己的兴趣。学科的专门化是有必要的 。我只是针对关心或对大的思想文化问题感兴趣的人而言的。你提到的“报馆味文字”，我也有同感。有的“德高望重”的专门家好对大的思想文化问题提社论式的口号，其知识结构 实际相当单薄，提的口号实在可笑。更可笑的是，这些社论式的口号在高等学界里流行，却很少有人觉得好笑。　　 　　吴：你强调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的区别是因为你看到社会学之为“学”在“现 代性”题域上的 阙如。在审理已经积累了大量文献的社会理论的同时，你看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