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_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docVIP

刘小枫： 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献给友人刘苏里荣开五秩 从严复1898年刊印《天演论》译本并于同年着手翻译《群学肄言》算起，我国学界已经三次引人注目地引介西方学术思想，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五四”运动之后到1966 年，算第二次引介时期，最高成就是我国翻译西方“政法诸书”的第一个汉译全集——汉译马恩列斯全集基本竣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拟定的西方历代名著汉译计划亦见雏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引介热潮算第三次，迄今仍在持续。严复挑选的西方学术名著，大多属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一脉，“五四”运动以来的西学翻译并没有更改严复的基本着眼点，而是扩展了中国知识人接受西方现代启蒙主义的视野。回瞥过去，不难看到，每次引介西方“政法诸书”都难免引发学界争议。这似乎表明，中国学人在引介西方学术思想时有所选择。“五四”时期的中国学人努力译介西方现代各类“政法诸书”，其中最重要、也最见政治效力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法诸书”，尽管一直也有中国学人（比如某些新儒家）主张不引介为好。据说日本学界就不同，凡西方的学术思想，一律引进——严复曾经私下批评梁启超引介卢梭，在他看来，这种思想不引介为妙。为何引介西方学术思想时有所选择，原因也许不难解释：引介西方“政法诸书”时，中国学人心里想的无不是形塑什么样的新中国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晚近二十年的第三次引介西方学术思想没有能够避免译介之争，并不奇怪，奇怪的也许是，争议出现得较晚——即便有人质疑甚至批评本人引介基督教神学，也并未引发明显的争议。2000 年前后，笔者相续引介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政治法学”和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古典政治哲学”，随即引发争议——对此笔者并不感到吃惊，让笔者吃惊的倒是：你们欧美学者也关注我们引介施米特、尤其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从来没谁问过我：为什么要引介海德格尔、为什么要引介韦伯、为什么要引介卡尔?巴特（Karl Barth）。如今，不断有欧美学界人士问：我们为什么引介施特劳斯？从前，西方的汉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才关注中国学界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并不关心，相反，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即便不是研究西学的）都关心西方学界发生的事情。如今，问我为什么引介施特劳斯的西方学者，已经不再仅是西方的汉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施特劳斯进入中国已经引起从不关心中国、仅关心自己（欧美）的事情的西方学者关注。这让我好奇：关心施特劳斯进入中国的欧美学者是谁，他们为什么关注我们引介施特劳斯？一还是先回到西方学者们的询问：为什么要引介施特劳斯？ 请让我从自己也感到困惑的地方说起——在欧美学界和大学中，施特劳斯并非显学，但在中国学界和大学的确已经受到较多关注，同时也有一些教授和学生对施特劳斯抱持怀疑甚至激烈拒斥的态度，这本来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让人费解的是，我们曾相续引进西方当今学界的各家显学（福柯、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德里达），从来未见有西方学者问，为什么引介他们，也未见有中国学人出来表示抱持怀疑或者激烈拒斥的态度，为什么偏偏引介并非显学的施特劳斯会引发内外惊诧？施特劳斯的学问被命名为“政治哲学”，但在我国学界已成为显学的福柯、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德里达的学问，也都是一种“政治哲学”，为什么偏偏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会引发学界争纷？这个问题看起来不难回答：因为施特劳斯提倡的“政治哲学”有“古典的”（classical）规定，更明确地说，有“柏拉图式”（Platonic）的规定。因此，回答这一问题的真正困难在于：为什么“政治哲学”有“古典的”或“柏拉图式”的规定会引发震荡。 ?如今，人们说起“政治哲学”，首先指的是哲学中的一个“门类”，诸如伦理学、宗教学、美学、社会理论之类。大学中的政治学系有别于比如说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就是这种划分的结果或反映。我们知道，这是西方现代以后出现的新式学问体系划分，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古代，学问本来都不这样分类。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界就有人谈论比如孔子或庄子的“政治哲学”，这意味着孔子或庄子还有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等等——朗擎霄1934 年出版的《庄子学案》一书在考论《庄子》的篇目和真伪后，先分论庄子的“本体论”、“自然论”、“进化论”，然后分论庄子的“人生哲学”、“政治哲学”、 “经济思想”、“心理学”、“辩证法”、“文学”（天津古籍1990 年影印重版）。由此可见，现代式的西方学问已经切割了中国的古典学问（如今的推进是，把《庄子》读作自由主义的经典），正如它已经切割了西方的古典学问。早已成为显学的福柯、罗尔斯、哈贝马斯、德里达的学问显然不是这种次级“学科门类”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严格来讲，它们属于另类“政治哲学”，这类“政治哲学”的实际名称或许当是政治论说或“主义”论说——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新左派、结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