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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之“启蒙”观念及其批判哲学 叶秀山 　　 1784年，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第1版）出版三年之后，在当时的《柏林月刊》杂志第4卷第12期发表了应征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而在同卷第9期，该杂志已经发表了一位犹太哲学家默西—门德尔松的同类文章《关于“什么叫”启蒙（运动）？》。 　　二百年后，我们再来阅读两位先哲为回答同一题目的文章，固然也会像福科(Michel Foucault)那样注意到在当时德国社会背景下，犹太哲学思想如何融入德国哲学思想的大趋势之中，但也会感到这两位哲学家在对于“启蒙”成熟性问题的取向上有所不同。 　　相比之下，门德尔松的文章在行文上似乎比康德的更加清楚明白，这也许是当时月刊编者更加倾向于门德尔松的答卷的原因。 　　门德尔松的文章一开始就将“启蒙—Aufklaerung”、“文化—kultur”、“教养—Bildung”作了区分，认为“启蒙”重在“理论”，“文化”重在“实践”，而“教养”是二者的综合。康德哲学正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立又结合的哲学思路上的，而自此以后，费希特、谢林直至黑格尔，莫不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框架之中。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康德觉得门德尔松与自己的哲学有相同之处。这个问题，的确如门德尔松自己说的，需要另作讨论了。 　　而我们觉得，康德关于“启蒙”的观念，不是孤立地对一个问题的见解，而是和他的整个哲学的观念密不可分的。 　　一、何谓“启蒙”，何谓“成熟” 　　因为是问题回答，所以康德论文第一句就是：“启蒙（运动）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那么何谓“不成熟状态”？紧接着第二句话就是：“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或运动，它的旗帜上写着“理性”。这是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进入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启蒙”精神，乃是“理性”精神，“自己”精神，“自由”精神，乃是“摆脱”“外在”支配，“自己”当家作主的“自主”精神。所以康德谈论“启蒙”，强调的是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理性之一种职能，来认知世界，而不是仅仅依靠“他者—他人”的指导。“启蒙”精神是“摆脱—不需要”“他者”指导的独立自主精神。 　　这样，康德就把自己的“启蒙”观念和传统的“启蒙”口号——“敢于认知—sapere aude”联系起来。康德认为，懒惰(Faulheit)和怯懦(Feigheit)，乃是“启蒙”、“成熟”之大敌。 　　“启蒙”之所以需要“勇气—audere”，是因为要使自己的理智—理性“成熟”起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人”虽生而“自由”，但一旦我们的祖先已经把这种“自由”“托付”出去，我们就得付出相当的代价把这种原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宝赎回来。赎回这份财宝，不仅需要物质的力量——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而且需要精神的力量。人们要有克服“懒惰—怯懦”的勇气。 　　既然是一种“赎回”，则乃是“监护者”和“被监护者”双方的事情，没有全体人民的创造性的工作，社会就得不到进一步的前进，也就创造不了更大的物质财富，而这种财富，当然也是君主们所最为喜爱的——这个观念，也是康德这篇短文所表达了的。 　　于是，康德在阐述他的“启蒙”观念时，强调的正是这种“自由”的条件。 　　“自由”是康德哲学里最为核心的概念，当然，“自由”这个观念并不始于康德，康德的工作是对于“自由”这个概念做了深入的哲学分析，使其明晰化而进入哲学的基础层面。 　　“自由”是“理性”的本质属性，是“理性”的存在方式。 　　“理性”曾经被理解为与“必然”同一。“理性”与“自由”有了天然的联系。在这种思想下，“必然”、“偶然”、“可能”等等哲学范畴，有了新的理解方式。“自由”不是“放任”和“逍遥”，不是“回归自然”，而是“理性”的“创造性”职能。 　　在论“启蒙”的文章中，康德进一步区分了“自由”、“理性”的两种运用，一种是“公开的”，一种则是“私人的”。 　　在这里，康德在运用“公开的”和“私下（人）的”这两个词上有自己的用法，因为通常“私人—私下”带有“个人—隐私”的意义，恰恰是与“（社会）公职”相对立的。而康德的这种用法我们只能在哲学的理论上找到根据。 　　康德正是在“有限”、“无限”这样一个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和运用“私人—私下”和“公开—公众”这两个词的。 　　“理性”按其本质来说，固然是“无限”的，但是在现实世界，在经验世界，却是“有限”的，划清这两者的“界限”，并探讨这两者的关系，正是“启蒙”的表现，“成熟”的表现。 　　在关于“启蒙”的论文中，康德强调划清这种界限，以呼吁给予—允许—鼓励“理性”在公开运用范围内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 　　这是康德关于“启蒙”论文中所涉及的“界限”观念。我们这里要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