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清华：创造社的文化行为与上海出版市场.docVIP

创造社的文化行为与上海出版市场 曹清华 深圳大学文学院 [原载《人文中国学报》第10期，第371-392页。] 　　 　　1931年，鲁迅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所的一次演讲，专门描述了上海文艺在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的发展情形。在他一片调侃声中，似乎文艺在上海总去不了“才子+流氓”的陋习。就是“承继中国文学革命正统”1的“创造社”也被称作“中了才子+流氓的毒”。2 　　“才子+流氓”的习气显然与上海租界这一特定地域有关。鲁迅说： 　　 　　“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做‘洋场’，也叫‘夷场’，后来有怕犯讳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3 　　 　　事实上，上海租界对各色“才子”——文化人的吸引力，除了外国殖民势力提供的政治法律屏障外，最重要的还是中外投资者刻苦经营所酿造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氛围，以及藉此形成的市民社会和文化中心之地位——这座城市已经培育出具有购买力和阅读需求的读者，并拥有相当数量且口味多样的出版物和书店4。 　　书店作为商业实体不可避免要运用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和经营手段；而“文化人”与出版商打交道，或者直接参与出版业的实际运作，其写作和经营势必受到市场的感染甚至左右。鲁迅眼中的“流氓”气指得正是类似商场中唯利是图的心态和行为5，他认为“新上海”6创造社也概莫能外。 　　除去调侃和嘲讽的外壳，鲁迅对创造社的评价突现了创造社另一个人们忌讳去讨论的侧面——作为上海出版市场的一分子，创造社一方面受到所处商业环境的影响；反过来又以商业的手段和行为加入到这个出版市场的运作当中。以往研究者往往侧重创造社精神活动的一面，局限于寻找创造社的文化行为和文学主张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制约因素以及所受国外文学思潮的影响7，从而对创造社的解释多少流于偏颇。事实上，创造社的种种活动——从崛起于泰东图书局，到筹办出版部自主经营；从最初标新立异的文学主张，到引发革命文学论争——都与上海出版市场这一商业环境息息相关。如果顾及到这一侧面，我们对创造社的文化行为，特别是对其文学主张的分析就会全面得多。 　　 一、泰东图书局——创造社的“摇篮” 　　 　　先看创造社的成立。一般文学史著作都给我们一个错觉，似乎创造社在日本成立仅仅缘于其成员共通的文学兴趣和追求。事实上，与五四时期众多文学社团不同，创造社的面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海出版市场的兼容并包和多元格局——正是在这个自由竞争而多元共存的出版市场中，创造社这群没有经济实力而又思想激进的文化青年才获得了谋生的机会；他们领风气之先的文学创作和主张才拥有了伸展的舞台。 　　（一）由于对国内出版界缺乏了解，创造社最初的文学理想只不过纸上谈兵，根本无从实现。 　　针对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对创造社的评价，郭沫若在1932年写了洋洋数万言的《创造十年》一书加以反驳。书中特别突出了创造社孕育并成长于同人共有之文学理想的经过。书的开头甚至把创造社的历史追溯到1918年夏天郭沫若与张资平在日本福冈博多湾的一次谈话，并声称这次谈话就是创造社的受胎期。 　　谈话中张资平对国内文化界进行了大肆抨击。认为中国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就是《新青年》也只是“差强人意”，特别是无法找到日本所有的纯粹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艺杂志。因此他们计划出一种同人杂志，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并打算从每个人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做印费，以填补国内空白。8 　　但是这一理想当时并未付诸实施。一直到1920年夏天，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以及田寿昌，在东京好几次聚会，讨论这一出版纯文学杂志的话题，还一度确定由田寿昌负责到国内寻找出版处。9但最终没有结果，田寿昌所托的朋友在上海找不到愿意承印的书店——“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10这几家以经营教科书为支柱的大牌书店对创造社年青人的文学理想显然不感兴趣。 　　（二）创造社创办杂志的计划获得转机，是上海泰东图书局为他们提供的一个赖以谋生的工作机会。 　　1921年初，成仿吾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中允诺他一个月薪百元的职位——泰东图书局编辑部文学部主任11。这一职位的诱惑，让成仿吾下决心放弃学业中道回国，而郭沫若也与其一同返沪。 　　不过，当时他们回国的动机并非“创办纯文学刊物”，而是企图找到一份职业。所以当成仿吾到达泰东图书局，发现那所谓的“百元月薪”只是一个“骗局”之后，他在泰东呆了不到三个星期，就放弃了“文学理想”而前往长沙投靠一家兵工厂12。 　　而郭沫若临行前他的日本籍妻子对他的嘱托就是尽快找到一份职业13，当时一份稳定的收入在他们一家人眼中显然比什么都重要。到达泰东后，郭沫若因为刚刚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度过一个诗创作的“高潮期”，凭借其诗作方面的声望被书局老板留下14。但是，郭沫若此时并不能实践他编辑纯文学杂志的理想，因为泰东已经印行一本名为《新的小说》杂志，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