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潘毅】 我希望农民工能看懂我的著作.docxVIP

　　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 　　作者：潘毅 　　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版 　　定价：32.00元 　　【人物简介】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及跨境研究等。2005年凭著作《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即《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获C. Wright Mills奖（米尔斯社会学奖），为该奖自1946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奖的亚洲学者。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自2009年起，北京高校志愿者组织将这个日子定为“建筑工人关爱日”，每年举行活动，以呼唤更多人关注建筑工人这个群体。社会劳工研究学者潘毅为此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第三届建筑工人关爱日”活动，并在北京高校及研究机构做演讲。本报记者借此采访了她。 　　幸福和尊严距他们很遥远 　　《新京报》：十多年来，你执着于研究中国的底层打工群体，在你看来，他们的困境是怎么形成的？ 　　潘毅：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开始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意义，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但紧接着，中国的高速工业化与劳动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了两亿多农民工“进退两难”的身份困境，他们的劳动权利与生存权利因为这种模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得到保障，使幸福和尊严成为距离他们最遥远的梦想。 　　《新京报》：很多学者把农民工问题，归结到户籍制度上，认为原先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伤害进城农民，他们把很多希望放在取消户籍制度上，农民工模糊的社会身份就会消失，你似乎是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潘毅：对，我不认同。对户籍制度的批评，往往是一些知识分子。但是你若是与农民工接触，会发现，他们不会去思考户籍制度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即便给了他们城市户口，那又如何，他们的处境不会发生改变，城市的生活还是与他们存在距离。相比较而言，把他们的工资从两千元提到两千五，更加实际。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学者在研究现实社会问题时出现的困局。底层的人们，在被知识分子所代言，他们真实的声音，总是被湮没在理性的分析中，存在理论和现实无法对话的情况。 　　《新京报》：作为一位社会学者，你自己是怎样解决理论与现实错位的难题？ 　　潘毅：我曾经也着迷于理论，曾充满热情地研究西方最前沿的社会学理论，但是每一种理论都有它诞生的具体现实，不能直接套到现实上。我现在会逼迫我的学生，先去做实地的田野调查，然后坐到教室里，大家去讨论究竟哪一种理论能够解释现实，我们通常难以找到理论与现实对应。在理论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我选择做更多的实地调查，把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让大家一起去思考。 　　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在加强 　　《新京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后面几代农民工的处境有哪些新的变化？ 　　潘毅：现在农民工的路是越走越窄。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需求在提高，城市化进程塑造着人的欲望，提升了幸福生活的尺度，身在城市的农民工也被重塑，他们希望拥有城市的生活水准，但是他们的工资很低，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很低，希望与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落差。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存有一个回家的梦，赚了钱回家过更好的生活。新生代的农民工，把好的生活的梦想寄托在城市，但是城市容不下他们，而故乡却已经回不去。 　　这种分裂，就会让很多农民工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他们会向两个方面发展，一种是自己精神状态变得很不稳定，会想到自杀，一种就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来提出自己的诉求，最基本的就是加工资。 　　《新京报》：你现在调查北京的建筑农民工，建筑行业的农民工的困局是？ 　　潘毅：一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建筑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劳动关系不确立，工资将无法保障。然后就是当出现了问题，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工地上一年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故，如果没有劳动关系，就没办法获得赔偿。许多罢工行动是被逼无奈下的选择，工程结束之后，还没有获得工资，他们只能无奈地去罢工，或者通过自杀这种途径希望得到解决，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包围项目部，这样会经常出现暴力现象，但他们是被迫走上这暴力的道路。再者就是通过破坏建好的房子来加以发泄。 　　《新京报》：就是说，他们的抵抗更加剧烈，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农民工的权利怎样才能保障？ 　　潘毅：对，但我认为，应该用理性去看待这样剧烈的抗争，因为这说明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在加强。建筑业是一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的现状，折射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局，你看，大资本带动经济发展，做了一个很大的蛋糕，但是最后并没有分到工人手里，而是被其他阶层拿走了。我的结论是，做蛋糕的方式，就决定了最后的分配方式，而不是说，蛋糕完成了，大家应该坐下来谈分配的问题。 　　我在十多年的调查中，越来越发现，寻找一种确定的解决方式，是很徒劳的。所有的希望，都是在农民工自己身上，只有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权利意识，从隐忍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