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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过度捕捞难题及其求解摘要：海洋鱼类因此管制海洋渔业必然产生过度捕捞。过度捕捞经济过度捕捞生物过度捕捞渔业生物学模型和经济学模型最优的捕捞量、捕捞力度和鱼类种群规模。传统的捕捞管制和捕捞力度管制不能根本解决过度捕捞问题。个人可转让配额制确立了渔民关于可捕捞量的财产权，对解决过度捕捞非常有效。中国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关于捕捞管制和个人可转让配额制的经验。 关键词：海洋渔业 过度捕捞捕捞个人可转让配额海洋渔业过度捕捞是所有滨海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难题。求解过度捕捞问题的难度尽管很大，但部分国家通过制度创新积累了非常成功的经验。本文力图对海洋渔业过度捕捞的根源及对策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深入探讨海洋渔业过度捕捞问题，对于理解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的现状改革相当有意义。 介绍海洋渔业过度捕捞是指，渔业捕捞力度（fishing effort）超出合理水平，导致鱼类种群退化、渔获物质量下降、捕捞成本提高和渔民贫困等后果。过度捕捞表现为渔民过度投资渔船、鱼网和其他捕鱼设备以及延长捕鱼作业时间，即表现为“太多的渔船追逐太少的鱼”。 海洋渔业过度捕捞的根源在于海洋鱼类及其可捕量的产权是不明确的，即具有共同财产（common-property）和自由获取（open-access）性质（Gordon，1954）。所谓“共同财产”，就是任何个人都不拥有排他性占有权的财产。由于“人人都是主人的财产就是无主财产”，财产的滥用难以避免。所谓“自由获取”，是指人人都能够不受阻碍地加入资源利用，因此人们倾向于扩大资源利用，直至资源的利用价值为零。只要简单考察海洋渔业就不难发现，海洋鱼类及其可捕量的确具有共同财产和自由获取特征，因此不加管制的海洋渔业必然出现竞争性捕捞竞争性捕捞竞争性捕捞过度捕捞如果捕捞力度超过合理水平，鱼类种群规模和等级就会低于应有水平，生物学意义上的过度捕捞即生物性过度捕捞必然发生。同时，超过合理水平的捕捞力度使不能最化，造成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度捕捞，即经济性过度捕捞。如果受管制的总捕获量是合理的，从而鱼类种群规模和等级是合理的，此时不存在生物性过度捕捞；可是如果渔业的制度安排不能消除竞争性捕捞，捕捞力度必然过大，经济性过度捕捞仍然存在。现实中的过度捕捞一般是双重的，但单一的经济性过度捕捞也可能发生，且容易被管理者忽略。对付海洋渔业过度捕捞的传统管理政策，由于未能从源头上解决渔类可捕量的产权问题，所以收效甚微。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冰岛、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实施了一种被称为“个人可转让配额”（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s，ITQs）的政策工具。该政策工具从确立渔民个人可捕量的排他性产权入手，E-mail: jcli@stu.edu.cn. 根本改变了海洋鱼类可捕量的共同财产和自由获取性质，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Arnason,2005)。 本文尝试以现代经济学工具解析海洋渔业过度捕捞的根源和传统管理政策，评介“个人可转让配额”制度，并简要讨论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现状与出路。 最优捕捞力度、捕捞量和鱼类种群 要判断是否存在过度捕捞，首先必须确定合适的捕捞力度、捕捞量和鱼类种群。借助渔业生物学模型和经济学模型，能够发现理论上最优的捕捞力度、捕捞量和鱼类种群。 2. 1 静态最优的捕捞力度、捕捞量和鱼类种群 Schaecher（1957）建构了一个关于渔业的逻辑斯蒂增长态势（logistic population growth dynamics）生物学模型。此模型的方程式大体为： g（s）= rs（1－ s/K） ⑴ g是鱼类种群增加量（以重量计）；s是鱼类种群数量（stock）；r是鱼类自然增长率；K是渔场最大承载能力（maximum carrying capacity）。此模型描述鱼类种群在不受人类干扰的自然状态下的增长态势。图1体现了式⑴中g和s之间的函数关系。 图1显示，当s＜sm时，g（s）＜g（sm）；当s＞sm，由于渔场承载力的限制，g（s）＜g（sm）。与sm对应的g（sm）为最大自然增长量，即最大可持续产量MSY（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基于以上生物学模型，可以构建关于最优捕捞力度和最优捕捞量的经济学模型。此模型添加以下4个方程式： h（s，E）= qsE ⑵ ⊿g = g（s）－ h（s，E） ⑶ TC = aE ⑷ hs（s）= g（s） ⑸ ⊿g是鱼类种群净增加量；h是捕捞量（harvest）；E是捕捞力度；q是可捕性系数（catchability coefficient），它是个常数，表明单位捕捞力度的捕捞量占鱼类种群数量s的百分比，因此qs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