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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新中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发展 我国先后颁布了1950 年、1980 年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于2001年进行修订，其中均规定了婚姻登记的相关内容。1950 年婚姻法首次在我国确立了婚姻登记是结婚、离婚的必经法律程序。为落实新的婚姻登记制度，我国原内务部或民政部，曾在1955 年、1980 年、1986 年和1994 年先后颁行过4 个婚姻登记办法或条例，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不少司法解释。婚姻法都是坚持婚姻登记成立的原则，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又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到1994年2月1日生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生效以前。在这个阶段，没有彻底坚持登记成立婚姻的原则。早在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若干解答》中，其问题九是：“结婚为什么要到人民政府登记？婚姻法施行后结婚没有登记是否必须补登记？”答：婚姻法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亲到所在地（区、乡）人民政府登记’。为的是人民政府应具体查明：结婚是否出于双方自愿，是否已够法定婚龄，是否买卖婚姻，是否合乎一夫一妻制，有无违背亲属间禁止结婚规定等情况；经查明合法的，准予登记，发给结婚证，给以法律保护。同时可以使男女在结婚前慎重考虑结婚问题，婚后更好地巩固夫妻关系，严肃地处理家庭问题。因此，结婚必须男女双方亲到人民政府登记。婚姻法施行后，婚姻登记机关已建立而不去登记是不应该的。对事实上已结婚而仅欠缺婚姻登记手续者，仍认为是夫妻关系，可不必补行登记。如其自愿补行登记者亦可补行登记，并发给结婚证。在1953年3月贯彻婚姻法运动后，男女结婚时，男女双方均应遵守婚姻登记制度，进行婚姻登记。”这一问答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实行婚姻登记的意义所在；二是明确了没有登记而“结婚”的性质——仍然可以视为夫妻关系。可见，这一时期未登记同样可以结婚，没有彻底坚持登记成立婚姻原则。 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采取的是有条件的承认；这期间的法律文件有最高人民法院于1956年11月14日颁行的《关于未登记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的效力问题的复函》和1957年3月6日颁行的《关于男女双方已达婚龄未进行登记的一方提出离婚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这两个文件将社会现象意义的同居称为“事实上己经结婚，’，将法院的定性称为“有事实上的婚姻关系”。 还有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和1984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意见》的作为代表的法律文件为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一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在这两个文件中使用了“事实婚姻”和“事实婚姻关系”的概念。在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文件为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一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相比较前述文件，该解释对“事实婚姻”有条件的承认限制得更为严格，并且开始对不构成“事实婚姻”的非法同居的调整作出了尝试，在同居双方的财产分割、经济帮助、继承权的有无，不当终止方对另一方的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较为完备的规定。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2月1日后到2001年4月28日修正后的婚姻法颁行前，此时是对事实婚姻效力予以完全否认；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由上文对“事实婚姻”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无效的规定并不妥当。这样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推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严肃法纪，遏制违法婚姻的发生。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4月28日修正后的婚姻法颁布后至今，这个阶段的特色有： 1、对事实婚姻的效力复又有条件的承认，不过这种承认是间接地，通过赋予补办登记溯及力的方式来完成。2001年12月24日颁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但是这种承认的方式在操作中具有多大的意义受到质疑，因为补办登记受到公权力机关的主动干预是发生在起诉离婚之时，而此时人民法院应做的是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如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但离婚诉讼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的意见不和（当然包括是否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此时则双方未必能就补办结婚登记达成一致，毕竟登记是需要双方自愿；这就使同居关系的当事人有足够的空间规避该规定让其落空，而给另一方尤其是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造成不利。 如未登记的男女双方未发生纠纷，也没有产生离婚诉讼，则法院无权主动干涉和督促他们去补办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