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事理、人系统方法论：一种东方的系统思考.docVIP

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一种东方的系统思考顾基发 唐锡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0 1) 引言2) 面向实践的系统反思3) 现代东方系统方法论4) 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5) WSR方法论工作任务与一些相关方法6) 应用概略7) WSR系统方法论在水资源管理DSS研发中的应用8) 结束语9) 参考文献1)引言 人们从事各种实践活动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法则，物理、事理和人理这三个名词常用来表述对于不同对象或不同境域下适用的规律或法则。国内系统工程界讨论运用这些名词在70年代末，1978年钱学森、许国志和王寿云在国内《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指出“相当于处理物质运动的物理，运筹学也可以叫作“事理”[1]。1980年，许国志先生专门写了“论事理”的文章[2]，同期还有宋健的“事理系统工程和数据库技术”，其中许先生对事理的进一步阐述与国际运筹学界曾把运筹学分成三大部分（运筹理论、运筹数学和运筹实践）中运筹理论是相呼应的。1979年钱老写信给在美国的著名系统工程专家李跃滋先生，李回信很同意物理和事理的提出，并建议再加“人理”(motivation)。而当时国内系统工程界还没有把“人理”提到应有高度。80年代中期顾基发为中央办公厅干部班讲授系统工程时发觉领导干部的“人理”确有其所长，但他们有时缺乏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知识，因此就将“物理”、“事理”和“人理”放在一起，提出作为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应该“懂物理、明事理、通人理”。一方面是学者们强调物理和事理，一方面是实践中人理的突出作用，体现着处理问题或系统实践的截然不同的的方式，其中有矛盾冲突，有折中和谐，这正是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的出发点之一。 2)面向实践的系统反思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赫尔所代表的系统工程方法论在我国以及西方国家是主要系统工程方法论。在美国由于系统工程和系统分析方法在航天航空等工业界的成功应用，人们便力图将之用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60年代中期在美国兴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把空间技术应用于社会”的运动，美国加州政府与四家航空公司签约分别就公共运输、消除污染等问题立项研究。系统动力学的创始人、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瑞斯特教授也从研究工业问题转向研究社会问题，他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认为世界经济增长随着各种社会问题危机恶化将走向极限。1969年美国参议院一份长达400多页的题为“把系统分析和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政府应该吸收管理科学、系统分析和计算机技术这些新方法,积极运用现代技术来设计一种应对今天复杂问题所必需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并发挥独创性”；并声称，“无情的数学方法是人们在即将面临的关键年代中实现人们社会仁慈的目标的唯一方式”。美国一些管理学院70年代也纷纷增设定量分析的课程。可实际结果却并不令人振奋，加州四项报告结果没有被采纳，联邦政府推进PPBS（规划计划预算系统）计划半途而废。哈佛大学在80年代又重新强调增加人文科学方面定性理论的课程。无情的实践说明过分的定量化、过分的数学模型化难以解决一些社会实际问题。于是有人开始对一些定量学科表示悲观，如“运筹学死了”，等等；更多的人开始反思。1980年8月国际应用系统分析所（IIASA）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主题是“系统分析过程的反思”，一些著名的运筹与系统分析学者参加了该会，如阿可夫(Ackoff)、丘奇曼(Churchman)、马佐尼(Majone)和米罗夫(Mitroff)等。与会者认为这些学科之所以在社会经济与环境等问题不能很好应用，主要是方法论不对，处理问题过于依赖建立数学模型，定性考虑不够，特别是忽略了人的因素。1984年该会的研究成果《运筹学和系统分析过程的反思》一书出版了[3]，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英国运筹学家切克兰德的观点。他将运筹学、系统工程、系统分析和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论都划为硬系统方法论，自己则提出一种叫软系统方法论（Soft System Methodology - SSM），将硬系统工程解决的问题叫“问题”（Problem）而将软系统工程所面对的问题叫“议题”(Issue)即有争议的问题；同时认为前者可用“数学模型”表示并能寻找“最优解”，整个过程是一个“优化过程”，而后者通过建立“概念模型”来构造对议题的认识，在建模过程中寻求“可行满意的变化”，整个过程是一个“学习过程”[4]。利用这种思路去思考解决社会性的问题时具有优越性。80年代中期顾基发在一个北京市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中尽管已经采用了半定性半定量的方法，由于沿用硬系统工程方法论的思路，尽管项目完成并通过了鉴定，还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但市领导最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