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秩序中的“公民美德”探讨和的研究.docVIP

积分 都是垃圾 撒旦发生发大 水范德萨 发撒旦 论法治秩序中的“公民美德” 　　程波 　　【摘要】讨论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中国智识群体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法治的“问题域”的关注和深入讨论。讲法治秩序，讲宪政安排，讲人的权利保障，需要具有某种能力并有力量，去要求并维持政府权力限制之“德性”的公民。提倡以“公民参与”为导向的“公民美德”，点出了公民们对有权者施加某种形式的限制的意愿及能力的重要性，对中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环节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可能的资源。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不少有影响的学者围绕法治与经济发展、法治和民主之间的联系、法治成为政治秩序的基础，进行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讨论，出版了大量著作，很多已引入我国。但是，“详述构成公认的法治精确成份的准确的概念指南却付之阙如”。 时至今日，“法治在世界上的进程并不确定”， 法治的“精确含义今天也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 然而，“法治是持续而激烈的国际辩论的主题”。 　　在中国，法治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出来。近十年来，有关法治的出色的中文著述开始大量出版。这些著述的作者大都是文革后上大学的一代中国学人，上学前下过乡，大学毕业后留过洋，或读书，或教书，或从事研究，虽然一直寝淫于西洋法律思想和学术之中，但中国经验早已深入骨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自觉运用这一文化资源去观察、体认和思考，成就了一种兼容并包、平衡折中的理性批判立场。他们肯定法治所代表的基本价值，但又指出法治秩序的局限性，认为法治要与其他文明秩序互补才能成就更加理想的生活。 [6]因此，讨论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中国智识群体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法治的“问题域”的关注和深入讨论。在本文中，作者还主张，提倡一种以“公民参与”为导向的“公民美德”，是中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环节。这种“公民美德”既有助于法治概念所促进的价值观念，又有助于公民在接受法治本身时，消除可能产生分歧的根源。 　　一、从中国法治“问题域”说起 　　哲学研究者告诉我们，人们“总是置身于一定的问题域内来思考或提出问题的”。 要从问题域中摆脱出来就需要认真地阅读，研究从属于问题域的重要著作并进行真正严格的剖析。因此，构建中国法治精神生长的秩序，就需要认真地阅读各个时代(包括当代中国)法治思想者们的作品，研究他们是怎样用法治精神来思考生活中某些重要问题并防止错误和灾难发生的，研究他们又是怎样利用人权、法律可靠性和法律优先权等法治思想来设计未来的。走出“问题域”也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对社会具有根本意义的法治观念只有经过质疑和争论过程，才会愈来愈完善。以此为精神，本文涉及的思想者及其“问题域”个个都举足轻重。 　　19世纪初，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演中指出，“我们不能够说中国有一种宪法……所以我们只能谈中国的行政”。在这里，黑格尔的“问题域”不是针对中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的现象，而直指法治(宪法)的精神发育与政治——社会结构的本质，基于他的辩证的唯心史观，基于他对法治精神与宪法意义的本质把握。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断言，与西方相比，中国所拥有的各种外在的有利于资本主义成立的条件，并不足以产生中国资本主义，原因在于儒家伦理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动因。对此，中外学者作了积极的回应，特别是在强调法律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法治促进政治发育等“问题域”上，韦伯的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时至今日，人们从经验和文献中得出教训，法治显然并不是导致持续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但是，如果中国要保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种符合基本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是绝对必要的。 　　上世纪的70年代以来，风格上深受韦伯影响的昂格尔，在思考现代法治的形式时也非常重视中国的历史教训。昂格尔把中国法作为缺乏组织多元性又缺乏先验性宗教的典型。他的“问题域”是，为什么传统中国没有产生出法治精神并走上法治之路?“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形成现代型法治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目睹社会主义中国的立法如洪如潮，但是人们却没有相应地增长对法律的信心和期望。以至于“中国的问题在哪儿”引出的反响，为什么会变成北京的哥的一句“侃话”，“它没宪法”? [11] 　　上述思想者的“问题域”，对中国法治秩序的生长来说，意义非凡。事实上，中国智识群体关于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最集中的表现，就在于他们对上述中国法治的“问题域”的关注和深入讨论。从思想主流来看，这些智识群体，通过对中国法律与发展的经验进行“观察、体认和思考”，通过建构和主张他们的法治理论，表达了一个可欲的、理想的对中国“法治秩序”的追求，我们从中也可以分享他们对中国法治问题的焦虑与突破。诸如他们对中国宪政之路的思考、对权力的不信任、对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