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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研究亟待超越盆景意识 刘成斌: 以田野与实证为基础的定性研究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目前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此种田野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主流仍然是访谈为主，即以观察与访谈获取资料，然后以定性的资料安排与分析来撰写研究论文。从事此类研究者在成功的人类学家中大有人在，但在当前青年学者中，除了极少数的成功者之外，大多数遵循实地调查为基础的田野研究者却常常处于两种困境：要么是在田野调查中看了白看，没有发现问题，当然也更写不出研究论文；要么是拿着自己读书时获得的“理论”框架像用剪刀裁剪盆景一样去裁剪经验材料。前一种困境是不“进入状态”，处于门外汉的境地；后一种状态就是框剪主义或叫盆景主义。处于前一种困境的青年学者或研究生往往会非常苦恼，往往由于毕业论文或工作科研任务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入后一种困境中，结果就造成盆景主义的泛滥。 ? 　　“个案满地跑，框架满天飞”是目前盆景主义泛滥的写照。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定性研究之所以受到追捧，似乎是由于定性研究介入比较容易，没有任何科学基础的人也可以直接参与田野调查，然后说自己是定性研究。比如，农村研究者大多是从定性研究或者说是田野调查开始的，遇到农村问题，似乎每个人都懂，都可以进行研究，好像没有任何研究条件的限制与约束。相比较而言，量化研究就需要先学会抽样、统计等专业技术，让大量的社会学或相关专业的人觉得“太难”了。其实不然，如果说量化研究以统计技术为必要条件，但具备这一必要条件的入门者往往可以进行中规中矩的“规范化”研究，而定性研究者则可能陷入前述的两种困境，不进入状态的门外汉，“看了白看”可归结为失败，不会有什么大的社会危害，但后者“盆景主义”方法论的盛行，其危害就不得不进行分析了。 ? 　　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之所以会陷入盆景主义，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因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过于庞大、复杂，即“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另一方面是研究者的方法素养问题，比如有多少人在介入人类学研究之前，真正系统地学习了“科班”的人类学方法？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它说明定性研究并不比定量研究容易，甚至更难。后者就是主观的态度问题了，所以韦伯奉劝那些“惊讶”者：“最好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赋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或预言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的表现即使在个人主义者那里只是材料的“组合”而非“建构”：“我们所做的只是对我们能够理解的个人行为类型进行界分，也就是提出并发展对它们类分——简而言之，就是把我们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使用的材料做一有序的安排”。笔者这里无法过多地涉及人类学的培养过程和技术，但就方法论素养的应用来讲，定性研究最重要的是“理解”而非选择性建构。理解的含义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对材料、经验冠以一般化的概念或框架，甚至是理论体系，而是要努力地去理解它们。 ? 　　当然，辩证地来看，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能完全回避“理论概念”的重要性与参照功能：首先从人们的思维方式来讲，现实是复杂的，多维的，也是纵横交错的，而概念可以让人们“化约”复杂、多维、交错的实践经验，这正如韦伯所提出的“理想类型”。有了理想类型的概念之化约，人才能更好地“描述”、理解实践经验，也才能进行人与人之间的良好沟通，文化理解与理论传递也才成为可能。从哲学层面讲，人类思维活动本身就是对经验现实的“抽象”，抽象自然离不开“概念”。所以，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一般性的以概念来理解性思考问题(也仅仅限于用来理解性思考)，而是要反对随意提出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概念来作为分析的工具。 ? 　　这一说法过于抽象，我们不妨用人类学经典著作《金枝》来理解什么是“理解”。我们先看看《金枝》讲的是什么故事： ? 　　在罗马附近的内米湖畔，在阿里奇亚的丛林中，有一座森林女神狄安娜的神庙。按照习惯，这座神庙的祭司向来是由一名逃亡的奴隶来担任的。这逃亡的奴隶一经担任祭司，便不再受到追究。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赫的“森林之王”的头衔。然而他过的绝不是养尊处优的生活。他时刻守卫着在神庙左边长着的一株高大繁茂的圣树。他手持利刃，无日无夜、时刻警觉地看守着这棵树，深恐有人走近它，因为其他任何一个逃奴只要能够折取这棵树上的一个树枝，他就可以取前任而代之，从此成为新的祭司和“森林之王”，也过起名声显赫，然而却令人胆战心惊的生活。 ? 　　很显然，这是神话，James Frazer探讨的问题意识起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但阅读James Frazer的《金枝》你会发现作者不是探讨神话本身多么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