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的客体.PDFVIP

论刑事和解的客体 廖 明 刑事和解是近年来我国各地司法实践中努力探索的一种新的案件处理方式，其基本 内容是：经由办案机关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主持，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 行对话、协商，通过赔礼道歉、经济赔偿、提供特定服务和宽恕等方式达成双方的和解，从 而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办案机关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基础上，综合案件情 况，特别是犯罪的危害性、加害人悔过、赔偿情况及被害人态度，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决 定或者在量刑上从宽处理。{1}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刑事司法的案件处理方式，理论界和 实务界对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适用条件、案件范围、和解方式、适用程序等问题进行了 较多的探讨，但对于刑事和解的客体，也即是刑事案件的哪些事项可以和解，却缺乏相应 的关注。 刑事和解的客体，指的是刑事和解主体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处分的内容，也 可称为刑事和解的对象。从司法实践来看，刑事和解实际上是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对 话、协商并达成和解协议的基础上，由办案机关审查确认和解协议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 加害人作出宽缓处理。据此，严格来讲，刑事和解的当事人仅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刑事 和解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办案机关只是对和解协议的内容加以确认和执行。这个 意义上的刑事和解的客体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协商行为的客体，也就是加害人与被害 人在刑事和解中能够直接或间接处分的内容，包括实体性权益和程序性权益。我们在此 将其称为狭义上的刑事和解客体，亦即两方主体下的刑事和解客体。 然而，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即便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办案机关仍然可以不 予认可，不对加害人作宽缓处理。虽然这并不等同于办案机关可以视和解协议的达成于 不顾，任意地处置案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和解协议得不到办案机关的认可，和解协议 无法生效，加害人与被害人处分任何内容均不具有法律意义。因此，对于当前实然状态下 的刑事和解，如果不将办案机关的确认行为纳入，则刑事和解仅仅停留在 “纸面”状态，单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法《学家茶座》主 编助理。本文系宋英辉教授主持的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事和解制度研究”项（目编号为 07BFX066)以及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刑事诉讼法改革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本 文修改过程中，宋英辉教授、史立梅副教授、王超副教授、孟军博士、杨雄博士、何挺博士、雷小政博士后、王贞会 博士、张晓亮博士就本文的观点和行文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宋英辉等：“我国刑事和解实证分析”，载 《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1} 纯讨论当事人能够处分哪些内容或权益也就没有实质意义。据此，从刑事和解相较于传 统刑事司法对案件的处理来看，刑事和解的客体不应仅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能够处分的 内容或权益，也包括办案机关在对和解协议确认的基础上对刑事案件内容或当事人权益 的处理。我们在此将其称为广义上的刑事和解客体，亦即三方主体下的刑事和解客体。 一、证据能否作为刑事和解的客体 所有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是不可能直接再现的。办案机关和诉讼当事人要 查明案件事实，只能是收集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通过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 系，进行正确的判断和推理，从而达到在法律上 “再现”案件事实的目的。因此，证据是整 个诉讼活动的核心，是查明案情的惟一手段，是进行诉讼活动的依据。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办案机关对证据要进行审查，并对证据能力的有无，以及证明力 的大小进行认定。证据的认定可以分为采纳和采信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应当遵循 一定的标准，即采纳标准和采信标准。证据的采纳标准包括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证 据的采信标准包括真实性标准和充分性标准。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我国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认定标准是“确实、充分”，这里的“确实”即是证据的真实性标准，“充 分”即是证据的充分性标准。 证据能否作为刑事和解的客体，无论理论界的学者还是实务界的专家关注都较少，似 乎该问题是不言自明的。只有个别学者在论著中简单提及，认为刑事和解的客体不能是 证据。{2}至于证据为何不能成为刑事和解的客体，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其原因。我们认 为，证据能否作为刑事和解的客体，可以将这一命题分解为四个部分，即证据的合法性、关 联性、真实性、充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