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产权结构单位制产权分析引论.docVIP

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产权结构：单位制产权分析引论 ? 王庆明 ? 原文载于：《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6期。 ? 　　摘要：既往有关国企的产权分析范式与单位研究理路分别偏嗜于企业的经济维度和社会、政治维度，两种谱系下的研究没有实现视角融合，因此，应把产权分析带回“单位研究”的中心。无论是改革之前还是改革以来，国企拥有的都是“不完全产权”，国企的这种不完全产权结构是单位制特征的重要表现。产权的外部化控制、财产权和行政权合一、等级化的异质性结构和身份产权结构是改革前单位产权的基本特征。改革进程中，单位产权变革历经放权让利、政企分离、抓大放小和身份置换，但等级化的集体资产权和身份权结构仍没有完全转变。单位机制和市场机制共同构成配置资源的方式，在中国身份等级系统存续的改革进程中，身份机制是产权界定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单位制产权结构 单位产权 身份产权 　　作者简介：王庆明（1982—），男，副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单位制度’的形成及变迁研究”（11ZD147）；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3M530823)；沈阳师范大学重大孵化项目（ZD201402） ? ? 　　一、问题引入：把产权分析带回单位研究的中心 　　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视域中，很多研究者将中国国企产权改革进程视为单位体制变迁的过程。这些研究的重要依凭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国营企业不单是一个经济组织，而是同时集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自身专业分工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总体性组织”，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政治和行政权力［1］10。但遗憾的是，既往有关国有企业的产权分析范式与单位研究理路之间并没有实现有效对话，两种谱系下的研究分别偏嗜于企业的经济维度和社会、政治维度。从经验层面看，在政治体制延续性的前提下，无论是在传统单位体制下、还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国有企业都承载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种功能，国企的单位制特征并没有完全消失。由此，对国企产权变革整体过程的分析需要我们将两种视角融合起来。基于此，我们倡导把产权分析带回“单位研究”的中心。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企业组织的产权结构实现了政治性转换，公有制构成一切组织和社会制度的前提。产权改造从整体上实现了政治中心重塑社会结构的意图［2］。在以总体性权力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过程中，单位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国家依照各类单位组织①行政层级和社会分工需要，对权力、资源进行统一配置，并由此形成一种总体性支配的集权体制。单位是这种集权体制层级结构上的一个位点，而单位制度则是规范各级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法则［3］。这套法则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以形成整个社会“一致性”为目的的制度安排［4］。有论者将单位体制概括为“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一个的单位组织” ［5］。相应地，宏观上“高度整合”与微观上“低度分化”的社会结构可作为对单位制基本特征的社会学概括。高度整合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制，低度分化呈现的是在行政等级和社会分工类属差异上的体制内分化。无论是整合抑或分化，所遵循的都是非市场化的治理机制。基于这种判断，单位制研究的早期特征一般都强调“非市场化”逻辑：一方面侧重于单位制组织及运行背离市场机制的研究，另一方面侧重于不同地区的市场环境对单位组织及其成员影响的研究。在这一研究谱系下，关于市场化改革以来新单位制的研究以及单位制的多方面、多维度的再研究尚有诸多剩余问题［6］。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单位产权变革研究，恰恰属于此类剩余问题。 在市场化改革之前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单位组织的产权特征似乎并不构成“问题”。对于转型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公有产权结构是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一切私有产权都不具有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完全的公有产权构成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前提，因而并不构成研究者重点关注的议题。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这个重要背景赋予了产权新的意涵［7］202。但以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为主导的单位组织的产权结构，也着实构成一个理论难题。科尔奈指出，“从理论上说，产权结构的种类是无限的，但事实上，体制的历史决定了产权结构的类型是有限的” ［8］。在这个意义上，“体制的历史”是我们界定产权以及探讨产权结构变迁的前提。长期以来，“单位体制”一度被视为认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指出这种独特的单位体制不仅是中国以往历史和西方社会中不存在的，而且与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结构亦有差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形态［9］。在这种独特的单位体制下，中国产权结构的整体特征为何？更重要的是，在单位体制演变过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产权结构又分别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