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程序性问题研究.pdfVIP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程序性问题研究 齐志杰 张宏伟 一 、 引 言 少年司法的发展进程 中透露着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和考量 ，但总体的发展趋势是对少年 独立人格的逐步认知和更为特殊性的制度设计。如同其他的很多制度一样 ，合适成年人参 与制度在看似偶然而必然地萌发、推广 ，在各利益方的质疑和调和中渐趋细致、完善。合 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作为一项体现细微处人文关怀的制度规定，不只是存在于纯粹思辨领域 的静态概念 ，而是对实践探索、变化发展进路的动态反映。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形成了两种进路，一是较广意义上的，即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接受讯问、审判等刑事司法活动中，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合适的成年人到场的制 度 ，二是在法定代理人出现不能、不宜、拒绝到场的情况时，通知其他合适的成年人到场 帮助其行使诉讼权利的制度。两种进路 的主要区别在于对法定代理人与合适成年人的关系 的界定。对此，有救济说、独立说与包容说三种主张。①救济说为我国 刑事诉讼法 所 采纳 ，法定代理人具有在讯问时到场的优先性 。换言之 ，合适成年人到场是法定代理人不 能到场时的一种救济途径 ，并且原则上只有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时才 由合适成年人介入 讯 问。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当前问题 (一)立法上需要考究的问题 第一，合适成年人制度的权利权属不明确。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是 作为适格人员参与的 “合适成年人”的权利还是源 自未成年人 自身的权利 ，或者具有权利 归属的二元性，立法并未加 以明确 。这就直接影响到与此相关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合 适成年人的选择权。 第二，合适成年人的选择范围不明确。其一，按照 刑事诉讼法 第270条的规定，“合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① 祁涛： 引进 “合适成年人”制度初探 ，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年第2期。 · 89 适成年人”的范围是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 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这种规定缺乏明确的选择标准 ，增加了该制 度被滥用或虚置的风险。如，何为 “基层组织”以及 “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再如，“其他 成年亲属”的范围又有多大。同时，也未将合适成年人与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范围加 以 厘清。其二，按照第270条的规定，需要其他合适成年人替代法定代理人到场的情形仅仅 限于 3种 ，即 “无法通知”、 “不能到场”或者 “是共犯”。这种规定方式忽视了实践中情形 的复杂性，法定代理人与证人身份重合 ；法定代理人是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侵权 人 ；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拒绝法定代理人到场等法定代理人不宜到场的其他情形， 却均未被囊括到第270条的相关规定中。 第三，合适成年人的履职能力缺乏限制。 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对于合适成年人范围 给出了外延足够宽大的规定，回避了对于合适成年人制度 中的核心概念 “合适”的实质性 规定。究竟具备什么条件的人才符合 “合适”的标准，这就涉及到被选择作为合适成年人 的人员是否具备足够的履职能力的问题。单从这条规定是无法直接推出的。 第四，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规范缺失。 刑事诉讼法 第270条第 l款，仅规定了 “到 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没有明确合适成年 人具有该项权利。对其他合适成年人仅规定了对办案人员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提 出意见的权利 ，以及对讯 问笔录、法庭笔录阅读或者听取的权利 。而且 ，对于如何 “提出 意见”，提 出意见的后果 ，接受意见的主体 ，对意见进行裁决的方式，以及对于如何阅读或 听取讯问笔录、法庭笔录 ，对笔录的核实以及签字的权利均未作相关规定。 第五，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法律效力不明确。尽管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 规定了在法 定代理人不到场时，也可以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替代措施，但由于是 “也可以通知”， 意味着 即使不通知也并不违法 ，故而大大降低了这种替代措施的强制性 。另一方面，由于 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并未设定不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具体法律后果，也在很大 程度上淡化了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法律效力 。 (二)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