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实现城市化与非农化协调再推进.doc

如何加快实现城市化与非农化协调再推进 在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和非农化的发展进程中，20世纪最后两个10年是重要的转折性时期。总体而言，进入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以来的城市化和非农化进程都比转型之前明显加快，但是，城市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和非农化水平，而且，进入90年代以后人口城市化和非农化都出现了相对减慢的变化趋势。如何加快实现城市化和非农化的新一轮协调再推进，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务须引起充分的关注。 一、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城市化滞后 1979年中国进入经济体制转型期以来，人口城市化由过去长时期低水平的停滞不前状态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加快发展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和非农化水平。 1.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转型期之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时期处于低水平的停滞不前状态。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与1958年的16.3%相比，20年间仅上升了1.6个百分点，而与1960年的19.8%相比，则下降了1.9个百分点。进入转型期以后，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1990年城市化率上升到26.4%，比1978年上升了8.5个百分点，1998年又上升到30.4%。1978年至1998年，全国市镇人口平均增长率为4.1%，是总人口年增长率的3倍多。 但是，与迅速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加快提高的城市化水平却显得相对滞后。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城市化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通常是按国际经验作参照比较。按照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发展模型或”标准结构”，在人均GNP100美元(1964年美元，下同)以下的时候，我国的城市化水平(17.9%，1978)比”标准结构”高5.1个百分点，在人均GNP100美元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21.6%，1983)接近于”标准结构”中的22.0%。随着人均GNP的继续增长，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于”标准结构”的程度趋于明显增大，当人均GNP为200美元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27.6%，1992)比”标准结构”低8.6个百分点，250美元和300美元时则分别偏低10.7个百分点和14.9个百分点。 需要注意的是，按钱纳里”标准结构”进行对照，我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完全是在进入转型期特别是1983年以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转型期之前，我国的城市化虽然长时期处于低水平的停滞不前状态，但却并不滞后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还是”超前”或”过度”的。而进入转型期以来，城市化进程虽然趋于加快，但却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且滞后的程度也趋增大。近年来，关于进入转型期以后我国城市化的滞后问题，已经日益引起应有的充分关注。有的学者利用世界银行（1987）数据进行计算分析，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同等人均GNP国家平均水平约低12个百分点，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则低21个百分点（王小鲁，夏小林，1999）。当然，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是否完全适合于对照我国实际，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2、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水平 人口城市化是否滞后或滞后程度还可用从业人员的非农业率（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以N表示）与人口城市化率（U）的比值（NU）来度量。中国的NU比在1952年时为1.3（以U为1.0），1962年和1965年都为1.0，即50年代呈下降趋势，60年代前期城市化与非农化水平基本一致。但1965年以后NU比值趋于增大，至1970年增至1.1，1975年增至1.3，1978年又增至1.7的最高点，可见，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化转入加速发展之时，正是人口城市化滞后程度最高之日。 在钱纳里的”标准结构”中，相应于人均GNP不到100美元和100美元时的初级产业(主要是农业)劳动力份额分别为71.2%和65.8%，人均GNP200和300美元时的初级产业劳动力份额分别为48.9%和43.8%，据此可大体推算不同人均GNP水平时的非农产业劳动力份额与城市化率之间的比值：人均GNP100美元以下和100美元时分别为2.25和1.55，200和300美元时则分别为1.22和1.16。可见，在”标准结构”中，NU比大体呈现随人均GNP的增长而下降(趋向于稳定在1.2的水平上)的变化趋势。但我国的NU比却是随着人均GNP增长而呈现居高不下的状态，1978至1998年基本上都维持在1.6～1.7的水平上。这种情况实际上意味着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的程度也在趋于增大，同时也说明，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在进入转型期以后才出现的。 3.体制型的城市化滞后 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和非农化水平是进入转型期以后才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不意味着这种滞后是由体制转换而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