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docVIP

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1] ——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摘要：混混与乡村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新视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2]。 关键词：混混 乡村组织 基层治理内卷化 目前农村研究中，有关混混的讨论按照两条路径进行，一是乡村社会性质层面，陈柏峰通过对两湖地区乡村混混行为逻辑、组织机制以及连接方式等各个方面的阐释，通过混混与村庄生活的互动过程和机制的展演，指出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已经不是经典理论模型“熟人社会”所能概括；不同农村区域的相关实践在现象层面可能有所不同，就其所重点研究的两湖平原的情况来看，乡村混混已经在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权力关系和道德秩序机制；乡村混混的横暴性权力已经成为乡村生活中的一种日常性权力，这使得当前中国农村进入了我们称之为‘灰色化’的社会状态，导致这种乡村社会性质变化的原因除了国家和社会巨大转型之外，从微观上看，乡村混混在其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陈柏峰，2010a）。同时，他还对混混本身的结构与分层进行细致的分析，按照区域比较的视角，分析不同社会基础的地域中，乡村混混对村庄秩序的影响（陈柏峰，2010b）。 二是乡村治理层面，罗兴佐认为混混介入农民生活和乡村治理，反映了乡村社会秩序出现混乱，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了新问题（罗兴佐，2008）；贺雪峰认为，乡村混混代表了乡村治理的隐性基础，与之相对的显性基础是指影响乡村治理的公开的正式制度和社会关系，两个基础同时构成乡村治理中不可分割的两种力量，二者不容忽视（贺雪峰，2006）；董磊明等认为，乡村混混“既不按正常的社会方式谋生，也不像黑社会那样公然通过严密组织危害社会，他们用灰色的手段谋取利益，深刻影响了农村各种社会关系，支配乡村社会秩序，并因此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一个‘基础’，是当前乡村治理中的软肋”（陈柏峰、董磊明，2009）。杨华试图综合两个层面的研究，通过对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逻辑的展示，论证乡村性质决定了混混群体在与以上各方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行为逻辑和生命轨迹，同时，乡村混混影响乡村治理的诸多层面，构成乡村治理的非正式基础，亦即揭示乡村治理的隐性基础（杨华，2009）。 本文以混混与乡村组织之间互动、博弈的视角，通过对乡村混混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变迁和发展图示的展示，论证混混的变迁与乡村治理存在着高度相关性，而后税费时期，已经成为经济精英的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福利政策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我们把这一困境称为基层治理内卷化。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2010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中部农业型地区Y镇为期20天的实地调研[3]。同时，从研究方法上看，本文沿用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经验本位的研究路径，在长期驻村调查、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的基础上搜集材料，访谈对象涉及乡村干部等精英以及普通农户等村庄各层次村民[4]。 一、从积累名气到积累资本——乡村混混的变迁图示 近几年的基层调研过程中，乡村混混群体因其自身发生的巨大变化而闯入我们的视野。总的看来，混混从八十年代乡村社会的“边缘人”一跃成为有名的经济精英，从当初被排斥到社会主流之外，发展为逐渐被基层社会接纳甚至标榜的对象，在基层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实现这种变化的过程如何？本文从混混群体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将其成长历程归纳为名气积累和资本积累两个阶段。 （一）名气积累阶段 八十年代初期，混混开始在乡村社会出现，数量日渐增多。可以说，这种混混多发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的，正如陈柏峰（2010a）所说的，有限的社会流动、革命理想主义的退潮和村庄集体对农民控制力的下降给农村带来了新的秩序景象。乡村越轨行为日渐增多，其中既有对过于压抑人性的集体统一秩序的反抗，也有革命理想主义退潮后的无所适从，还有基于个人利益的零星犯罪。在村民眼中，这一时期的混混主要特点是：经济条件差；好勇斗狠、兄弟多、户族大[5]；身体强壮；单打独斗，没有形成组织；主要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之事。而其积累名气的一个很重要手段就是以打架斗殴为主的身体暴力。打架闹事的主要时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