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公消费”申论资料.docVIP

　去年3月，国务院明令要求98个中央部门公开“三公”数据。 但已经公开的并不能让民众满意，而要真正借此监督政府花钱，仅仅公开还不够。 　　(一)“三公消费”不得不公开 　　公民意识觉醒，政府没法再像以前一样躲在暗处花钱 　　要求公开三公消费，其实源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公共财政开支的公开透明，是一种大势。社会发展有这个时代要求，公众关切有这个知情需要，舆论监督有这个着力点。公众所以如此关注三公消费，正是因为这笔开支源于纳税人的血汗钱。公众深知血汗钱来之不易，也明白“开门七件事”，政府也有正常开销，只是希望能够把不该花的留下来，把能节省的钱省下来。 　　(二)离真正的公开还有距离 　　问责缺位：“清水衙门”先公开，“富裕”部门不公开怎么办? 　　“三公”经费公开虽然定有期限，但如果有些部门不及时公开，上级部门也难以处理。这也让更多的部门心存侥幸，要等等看其他部门怎么公开。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往往是中国工程院这样的“清水衙门”率先公开“三公”支出，而那些“富裕”的部门则要观察风向，避免一上来就成为众矢之的。 　　标准模糊：哪些算“三公消费”由各部门自己说了算? 　　财政部公布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这个数字公众觉得低了，因为要注意这里的一个前提———“中央机关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言外之意是“非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不在其中。在这样一个狭小而模糊的“三公”标准之下，中央机关就不得不发挥聪明才智，自己去理解“三公”的标准，于是出现了畸高畸低的数字。 　　细则不清：老百姓看不懂数字笼统的“模糊账”怎么办? 　　从中央部门已公布的“三公经费”看，除审计署细化到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外，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由于目前还缺乏相对客观的比较标准，尤其是各部门对“三公消费”的解释惜墨如金，语焉不详，公众既看不出这些花费是否真实，也难以判断这些花费是否合理。 　　(三)公开也不能成为形象工程 　　如果公开之后有问题也不处理，公开的意义何在? 　　就算公布了具体详实的“三公”账单，也不等同于实现有效监督。应该说，公开只是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并不等于有了监督权，更不等于有了制约权。只有后续的审计、问责等配套措施立即跟进，才能实现公开“三公”支出的初衷。 　　“三公消费”数字报完以后，如果查出来有些部门胡报乱报数字，却没有任何部门的领导干部受到惩处，对部门的权力职位也没什么影响，这样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所以说，惩处制度至关重要，要整治“三公消费”必须下决心建立一整套配套制度，如果不公开、假公开，公开数字不真实，部门就要负责，特别是主管领导要负责，这样对“三公消费”蔓延的这种现象有一种警示作用，使这些人不敢再在“三公消费”数字公开方面弄虚作假。 　　如今公开只因上级指令，没有第三方监督无法长久 　　目前公开公布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上级的(国务院)，而人大在目前的运作中，实际上也只是“批准”的职能，似乎并没有起到监督的效果。要真正遏制“三公消费”现象，监督是重要的，不能只通过政府部门自身监督，而是必须引入第三方监督。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各个部门的“三公消费”的预算、决算，必须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批，必须在以后的制作安排过程中让人大做一个财政预算，特别是在“三公消费”方面有一个主要的监督机构。二是每年坚决公开“三公消费”的一些预算的注资，进行社会舆论监督、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 　　建立透明的财政预算制度，从源头管住花钱的手 　　“三公消费”的数字由各部委报上之后，如果能在审批环节就控制住，也就没有过度“三公消费”的条件了。要保证这点得解决几个问题：由谁来审批，谁对审批进行审查，如果审查不实，应如何追究?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之策还要摈除财政预算的不公开不透明。作为影响最广泛的公共事务，财政预算不仅是简单分配政府资源的工作，还是民众参与政治的一个实际步骤，某种程度就是民主的试金石。唯有扩大公民与人大代表们的话语权，让他们有机会参与编制和审议政府预算，才能真正使涉及到公众切身利益的财政开支不会成为一笔胡涂帐。 　为什么2008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会比2000年就业的农民工的“短工化”更加明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越年轻的群体比年长者对工作的要求可能会更高，因此一旦目前的工作不如意或者有了更好的工作岗位，就会从原来的工作岗位辞职。事实上，这个现象并不仅仅限于新生代农民工，在非农民工群体也有所呈现。 　　比如在2004年，上海职业介绍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25岁以下的求职者中一个月内重新择业的比例高达32.2%，三个月内找过工作的占53.3%.报道该现象的新华网甚至用“上海年轻人的跳槽频率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来形容这个现象。 　　由此可见，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加容易跳槽，更容易出现“短工化”可能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