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看我国死刑适用.docVIP

从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看我国死刑的适用 摘 要：本文以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为例，通过对比两案的共同之处，分析了社会影响巨大的案件难以准确适用死刑的原因，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恶性案件如何准确适用死刑作了初步阐述。 关键词：死刑 死刑缓期执行 舆论 2010年10月20日晚，被告人药家鑫驾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返回市区途中，将前方骑电动车的被害人张妙撞倒。药家鑫恐张妙记车牌号找其麻烦，持尖刀向张妙捅刺数刀，将其杀死。同月23日，药家鑫在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1]2011年4月22日上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元。药家鑫不服，以其罪行并非极其严重，系初犯、偶犯，且有自首情节，应依法从轻处罚为由提出上诉。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故意杀人罪犯药家鑫7日在陕西省西安市被依法执行死刑。 与药家鑫案相比，李昌奎案就多了一些曲折。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2009年5月16日，将同村的王家红击昏后强奸，之后将她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2010年7月15日一审判决：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民事赔偿家属损失3万元。2011年3月4日，二审结果为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的终审判决结果，顿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受害人家属向法院申诉，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终审判决，依法再审判处执行李昌奎死刑。2011年8月2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昭通市开庭，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从两案案情看，具有以下共同点：首先，两案罪犯都是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均符合死刑的适用条件。被告人药家鑫开车将被害人张妙撞倒后，为逃避责任而杀人灭口，持尖刀捅刺被害人胸、腹、背等处数刀，将被害人杀死，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药家鑫犯罪动机极其卑劣，主观恶性极深，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属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对比药家鑫，李昌奎的罪行更令人发指，犯罪情节更为恶劣。李昌奎在门口遇到王家红（19岁）及其弟王家飞（3岁），同王家红发生争吵，并在王家厨房门口将王掐晕后实施强奸。王家红在遭到李昌奎的强暴后被其使用锄头敲打致死，年仅三岁的王家飞被李昌奎倒提摔死在铁门门口，李昌奎随后逃离现场。 其次，两案都成为了一时社会的热点，媒体予以了全程关注。对于案件的审理，起到了充分的监督作用，同时由于媒体对案件的结果作一些分析和预测，民众情绪比较激烈，对审判形成较大的压力，有”舆论审判”之嫌。西安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药家鑫一案时，法院也向旁听人员发放调查问卷，征求量刑意见。药家鑫的判决，一、二审均判决死刑，而李昌奎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的终审结果，引来哗声一片，云南省高院的终审判决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面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及受害人家属申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再审，判决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这两案中，舆论对判决结果影响巨大。 最后，两案中案犯均有自首、悔罪从轻或减轻情节，这些从轻或减轻情节能否使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的案犯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准确界定适用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成为了两案的判决难点。 两案都是经媒体报道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全社会关注后的审判，肯定要面对媒体与舆论的巨大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死缓制度本身的缺陷，如刑法规定，”如果不是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这一规定弹性很大，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个案中难免造成过枉或过纵。还有法官的素质以及民众的法律意识程度，这些都是社会关注度高的恶性案件难以准确适用死刑的原因。虽然我国法学界要求废除死刑的呼声很高，但是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矛盾突出，重大刑事案件频发，此时废除死刑，将降低刑罚的震慑力，不足以维护社会安定。姑且不论死刑的存废，在目前我国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和死刑制度存在的情形下，对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恶性案件，如何准确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努力： 首先，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和避免舆论审判。舆论监督则是司法受监督的重要形式，反映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要求，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通过舆论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弱势群体得到法律保护，使正义得到伸张，司法公正得以实现。对李昌奎的再审，体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舆论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过度的舆论监督就会产生”绑架”司法的结果，使得法官先入为主，影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