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廉政考核试探社会.docVIP

江西廉政考核试探社会 　　社会评价结果，纳入各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成绩，并作为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2013年，江西省纪委进行了一项大胆的探索――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中，引入社会评价机制，实现考核工作“由体制内封闭运行向接受群众评价、由上级考核下级向增加委托第三方独立机构调查、考核结果由定性评价向定量分析转变”，以督促各地党委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据这项探索的主导者、江西省纪委书记周泽民介绍，这种考核方式的改进，改变了以往检查考核“自话自说”、自我评价，考核结果“干与不干差别不大，干好干坏基本一样”的状况，形成了“廉洁不廉洁、党风好不好、群众来评判”的新机制。 　　“这是对过去的评价体系的突破和创新。”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副主任孙晓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一个封闭式的评价体系变成一个相对开放的评价体系，这将是向前推进很大一步的探索。 　　在孙晓莉看来，这种评价体系还原了公共权力的正确定位。“领导干部本来就不应该由权力部门本身来做评价，而应该由权力的相对方――社会公众来做评价。” 　　江西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以下简称“党风室”）是这项“突破和创新”性改革探索的主要执行者。党风室乃至整个江西省纪委的决策层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让老百姓参与体制内考核 　　整个评价体系顶层设计是否科学、调查结果能否反映客观真实？虽然早在1998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中央已明确要求，要建立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机制，动员和组织党员、群众有序参与，广泛接受监督，但一直以来，社会评价机制并未在地方进行普遍实践。 　　“以往的考核一般是体制内的评价。”江西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王仁辉向记者介绍，“上级单向考核下级，以定性评价为主，主要是听听汇报、看看资料，了解面上的情况，检查考核的社会关注度、群众参与度都不高。” 　　2013年初，江西省第一次由省委书记、省长和其他常委亲自带队，单独对全省11个设区市和46个省直单位进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然而，这仍然属于体制内考核。因此周泽民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引入社会评价机制，将体制内的考核及体制外的考核结合起来。“因为如果让老百姓作为体制外的力量来评价，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更加清醒和准确地判断各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水平、层次和社会认可度。” 　　这一提议得到了江西省委的大力支持。 　　2013年4月，周泽民亲自带队到已开展了两年社会评价工作试点的四川省去学习考察。回来以后，江西省纪委立即着手起草方案，5月便下发考核方案。5月23日，召开了全省社会评价工作动员视频会，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亲自进行了动员部署。 　　受省纪委委托，江西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作为第三方，采取国际通用的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方式（CATI），于2013年6―7月和10―11月两次分别从11个设区市、100个县（市、区）的电话及手机号码中随机抽取样本进行调查访问。调查对象包括党政领导、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两代表一委员”、企业从业人员和普通群众等不同类别，其中，企业从业人员和普通群众占80%的权重。两次调查样本达48918个。 　　“一个县的固定电话加手机用户有近百万，根据统计学原理，这种随机抽取样本的方式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民意调查中心主任梁步新对记者介绍说，整个社会评价方案包括“重视度”、“廉洁度”、“遏制度”和“信心度”4个一级指标，“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查处腐败行为的力度”、“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干部选拔任用风气”等10个二级指标和两道开放题，随机抽样，置信度大于99%。 　　在这个过程中，他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就是如何确保调查结果客观真实。 　　有着相当丰富的民意调查经验的梁步新说，对来自各方的干扰，他们制定了规范严密的管控措施，防止主观和客观干扰。例如，对访问员进行岗前培训，签订保密协议；实行分批次无框拨打，电话访问实行全程录音；调查开始前，由江西省纪委和民意中心双方设置数据密码，调查结束后，现场解密汇总。 　　“作为一项创新之举，在结果出来之前，大家的心理压力都非常大。”党风室副主任廖宏说，“不知道指标和问卷设计是否科学？样本量设置是否合理？群众知晓度和参与度有多大？结果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作为民意调查的监督方，廖宏和他的同事们经常跑到省民调中心去随机监听电话访问。 　　周泽民全程参与和指导社会评价工作的具体实施，亲自实地查看和监听电话访问过程。 　　后来在江西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和审议2013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情况汇报时，强卫也坦言，“如果考核评价的结果与我们平时掌握的工作情况相差很大，南辕北辙，那我们自己心里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