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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预防与制度预防之比较评析 　　一、教育预防之评析 　　教育预防是借助道德力量，以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等方式促使公权力行使者自我约束的一种预防方式。教育预防通常包括廉政道德教育和廉政警示教育两种。道德教育是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教育对象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来实现的，其目的是促使受教育者形成心理上的自我监控；警示教育是通过展示对现有职务犯罪的严厉惩罚案例，引导受教育者了解犯罪风险和代价，从而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教育方式。 　　古往今来，教育预防一直受到主流社会的青睐和推崇，成为防治腐败的核心措施之一。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的历代王朝，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并形成以德治国理念。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反对“不教而诛”，认为“不教而诛谓之虐”。在儒家看来，德治以教化优先，刑威于后，法律只是后补手段，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惩罚手段。儒家十分强调道德修为，自内而外从思想上防治腐败，主张“欲而不贪”、“君子爱财而取之有道”、“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这种内省不疚、无愧于心的精神境界，是为官者严以自律的内在动力。因此，古代中国形成以德取人的选拔官吏制度。 　　在现代社会，领导干部的人格修养和道德权威仍然会对公众产生强大的感召力和示范引导作用，道德教育依然是预防腐败的基础。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教育预防腐败工作历来都非常重视。毛泽东廉政思想强调把正面的人格示范与反面典型教育结合起来，即道德教育与警示教育有机统一。他认为，“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当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与表扬，使全党都向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制度反腐，把制度建设作为反腐败的根本途径和治本之道，但是也重视教育作用。他指出：“解决上述制度问题，要做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惩治腐败，……最基本的，要靠教育，靠法制。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坚持教育为先，只有通过全面的经常性的教育，真正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2004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三次会议上指出，“反腐倡廉教育，要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做到立党为公、执法为民为目标。”可见，教育与制度相辅相成，教育预防始终是中央反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2005年1月，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也是开展检察预防工作的总体方针和政策。 　　教育预防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关键在于其符合人的生理、心理需求与变化规律。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可以划分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人格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人的正常需要是正当的、必需的，公职人员也不例外。但是人的心理生理需要容易受特定环境的影响，产生一些不健康、不正当，甚至是非法的需求，进而导致正常心理扭曲。无数的案例证明，不少公职人员最初都是道德品质良好，严于律己，积极向上，从而得到组织和领导的信任重用，但是由于外在各种腐败因子的刺激影响，原有的正常需要不断恶性膨胀，其认识、意志、情感和人格逐渐向犯罪倾向转变。因此，根据职务犯罪心理变化规律，教育预防正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内心感化，使具有不良心理需要者回归理性，从而实现控制预防功能。 　　教育预防并非完美无缺，其本身也存在诸多局限性，如果片面地强调教育预防，而忽略或淡化其他预防方式，尤其是忽略制度预防，反腐败工作必将陷入种种困境。 　　首先，教育预防不能兼顾人性的两面性，对人性恶者难以起到预防效果。在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思想主张性善论，认为人只要发掘内心，就可以找到善的源泉，从而达到道德上的完满境地，这种道德完善同时又是作为称职统治者的先决条件。法家则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是恶的，因此维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人性加以利用，在政治态度上应当取法排礼。若以人性善为出发点，中国历来强调通过道德教化方式保证公共权力的廉洁公正性。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性善论不占主导地位，性恶论却是源远流长。正是在这种人性恶的假定基础上，洛克、孟德斯鸠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理论。孟德斯鸠认为，在任何国家体制下，一切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滥用权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在民主国家，如果国家权力过于集中，超出人民所能控制的范围，来之于民的国家权力也会异化为专制地统治人民的工具强权。在现代社会，尽管人性善恶之争仍然延续，但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原理已成为政治学的基本定律。从预防腐败实际需要看，不能厚此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