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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成农民工子弟学校最短板 　　上海的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如今能获得每生每年5000元（5000元的一部分由市财政出，一部分由所在区财政出）的政府补贴，但教学质量提高缓慢。令人嗟叹的教学水准，使得一些学校陷入“教学越差，越招不到好学生”的窘境。 　　刚刚怀孕5个多月的小邢老师决定离开上海，回老家生孩子。她原本在上海的一家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教书，干了将近5年。这5年，她的薪水从每月1000多元涨到了每月4000多元，教学水平也逐年提高。 　　“不想让孩子以后待在上海念农民工子弟学校。”邢老师离开上海，除了因为工资偏低、生活成本偏高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未来的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行，好的公办学校他们又进不去，农民工子女进得多的公办学校教学质量又不好。” 　　邢老师说，与其让孩子在上海接受“略差一等”的教育，倒不如回老家上好学校。 　　笔者了解到，上海的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如今能获得每生每年5000元（5000元的一部分由市财政出，一部分由所在区财政出）的政府补贴，但教学质量提高缓慢。令人嗟叹的教学水准，使得一些学校陷入“教学越差，越招不到好学生”的窘境。 　　硬件条件堪比公办学校 　　2014年寒假后开学第一天，上海奉贤区民办曙光小学校长韩国猛正在为如何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动脑筋。“每星期都要派一名老师去参加区里的交流培训课，要想办法鼓励老师之间多交流学习，要多请公办校的老师来讲课。” 　　韩国猛说，最近两年，随着政府补贴力度的加大，教师流动率稍小了些，但如今挡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均等发展问题前头最大的坎依然是“教学质量”。 　　从上海市2008年启动“上海模式”，通过按学生人数补贴的方式，将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统一管理起来至今，韩国猛经历了这项补贴从2008年最初的2000元，到2500元、2800元、3000元，再到5000元的连年递增。 　　与此同时，曙光小学的教师工资也在逐年上涨，教师流动率在逐年下降。从最初的不到1000元，到现在普通教师工资3500元，中层干部约4000元。这里共有26名教师，从最开始每门课、每学期都要换任课老师，到后来一学期离开八九名教师，一学年离开五六名教师，再到现在，教师队伍基本稳定，一年离开一两名教师。 　　一个喜人的现象是，这里的硬件教学设施已堪比公办小学。去年，曙光小学成为唯一一所申请到教委“校安工程”项目经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获得400多万元的校舍修缮补贴。 　　如今走进校园，迎接学生们的是一块超大的LED电子屏幕，一圈红白相间的标准塑胶跑道和塑胶操场。所有的墙壁都重新粉刷，校舍的楼板、地面都重新加固，教室里有净水器设备，电脑房、综合实验室、保健室、图书室、教师橱柜等普通公办学校的“标配”这里现在也有。 　　韩国猛告诉笔者，这些全部由“政府埋单”，就连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也都是政府免费配齐的，“每生每年5000元的补贴就用在日常开销、校舍维修和教师工资上”。 　　笔者算了一笔账，曙光小学约有520名学生，每年应有260万元补贴。全校共26名教师，按每人每月税前收入5000元计算，学校每年在教师工资上需支付156万元。 　　韩国猛说，现在公办学校一名普通教师年收入大约八九万元，如果为每名教师支付约10万元年薪，学校的财务立马就会捉襟见肘。但他告诉笔者，教师薪水偏低并不是导致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上不去的最根本原因，“总体教学水平不高，学生家教素质不高，这些都是问题”。 　　一堂“木讷”的英语课暴露问题根源 　　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奉贤区公办肖塘小学副校长丁忠最有发言权。他所在的学校曾连续数年被区教委指派与农民工子弟学校一对一结对共建，他给民办校的老师讲过课，也听民办校的老师讲过课。 　　“小朋友们跟我读……再跟我读……跟我读……”一堂由民办校教师上的“木讷”的英语课令丁忠印象深刻。“一堂课35分钟，反复在念那几个英语生词，除此就没招儿了。”丁忠说，那个讲课的英语老师虽然来自外省市，但英语发音标准，讲话也很流利，只是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奇缺”，“教学方法和手段要靠有经验的老师带，靠自己花时间琢磨，他们显然没这个条件”。 　　在公办肖塘小学，同样一堂英语课，教师领读只是一堂课中的一小部分。教师还会尝试教会学生对个别字词的发音、拼读技巧，会把发音相近或同类型的词汇再拓展出来，还会结合现场情况与学生操练英语对话。 　　丁忠印象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教学任务繁重，很少有空闲时间静下来琢磨怎么上课。此外，有经验的老教师极度匮乏，新教师只能无师自通。 　　在他看来，农民工子女相对本土学生在家庭教育方面本身就比较薄弱，因此这些学生的课堂学习尤其重要，“课堂上学不好，回家更没法补习”。 　　去年，肖塘小学与区内一所排名靠前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