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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诸原因 　　【摘要】英国古代法史学者梅因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这一结论虽然武断，但也道出了中国古代民法发展薄弱的事实。中国古代的法律是“礼”与“刑”的融合，成文的民法并不存在，作者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为出发点，从封建自然经济，专制集权制度、传统儒家文化和宗法制度等不同角度浅析了制约中国古代民法发展的诸因素。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 封建自然经济 文化 宗法制度 　　一、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民法的发展 　　繁荣的商品经济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土壤和前提，商品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则是民法发展起来的动力，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法能否发展成熟。由于我国地大物博，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社会长期停滞在自给自足的状态，社会生产以家庭形式为主，产品也仅用于自我消费。封建统治者则从维护自身统治的角度出发，也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我国历代统治者都以农业为立国根本，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普遍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限制打压。农产品、手工业品的交换和流通只是偶然出现，而且大多以物物交换的方式实现，货币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自然经济的这种封闭性和自足性特点，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完全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在这种长期的封建自然经济体制下，必然会阻碍社会中民事关系的产生，导致商业法律关系的简单化，与此相关的民事立法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土壤条件。 　　二、封建专制集权制度对古代民法发展的阻碍 　　民法在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的重要内容就是规定和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民事权利。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权利为轴心建立并运转起来的，它规定了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方式，民事权利的种类，权利保护的方式等内容，是一个以权利为中心的体系。而我国古代封建政权是君主专制主义政体。从建立皇帝制度开始，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统治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权力的行为。同时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封建地主依靠对土地的占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根本没有平等、等价可言。古代社会还强调“家国一体”，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忽视“个人”的存在。家族组织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大的社会职能，个人完全被束缚在家族身份之中，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中国古代法以刑为本，只是些禁止、命令的强制性规范，根本与权利无关。而且，在封建专制之下，封建君主不受法律约束，这种法律只是帝王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强暴手段。古代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力和观念高度发达的社会，君主专制主义集权不断加强，家国一体，因此形成了一切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包括“个人”在内的一切领域。为此，以维护最高价值为目的的国家法律只可能是忽略个人存在的法律。在古代社会，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商品交换、婚姻和家庭等关系，古代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刑罚。可以说，中国从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与之相适应的是政治权力对私人权利、对人的欲望、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限制，以此为前提，民法的已经没有可能，对权利的法律保护也无从谈起。 　　三、文化上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对民法观念发展的阻碍 　　古代民法的发展还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的制约。“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的首要准则，不仅把义利对立起来，肯定了义高于利，而且认为义可以取代利。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封建正统思想。具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如此对待“利”，成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鄙视从商谋利的思想根源，在古代社会“义”就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四、礼俗社会的特点决定了民法存在的非必要性 　　在社会学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乡土社会（即礼俗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法理社会。在乡土社会中被土地束缚的农民，他们平常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一种礼俗，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古代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是一个“熟人”的社会。古代中国人眼中，诉讼被认为是不光彩的。在司法方面，官府对参与解决民事纠纷态度冷漠，这样广泛的漠视民事法律关系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