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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车间奏出时尚音乐 　　位于上海闵行区的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是一家老字号企业，也是一家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作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技术和综合实力最强的民族乐器制造企业，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生产古筝、二胡、琵琶、月琴、柳琴、扬琴、马头琴、笛、箫、笙、锣、鼓等近百种民族乐器。据工作人员介绍，2013年，坐落于上海闵行区的民族乐器一厂年销售额突破2亿元，仅古筝就销售8万4千多台。而其“敦煌牌”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也被认证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厂长王国振看来，民族乐器一厂能够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主要归功于企业在传承乐器制作工艺的同时，也根据行业特性及自身特点进行了文化营销等一系列的创新。民族乐器要在当代真正产生影响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创建自己的品牌。但建设品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要靠长年的努力。 　　车间里出了位古筝大师 　　确实，“敦煌牌”的名气是一代又一代的师傅用精湛的工艺打造的。其中，最知名的一位是被誉“筝父”的中国唯一的古筝高级技师徐振高师傅。 　　上世纪40年代，13岁的徐振高便从扬州老家来到上海谋生。他曾先后干过五种职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徐师傅进人了一家私人乐器作坊里当学徒， 后来加入了合作所，再后来成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一名工人。在私人乐器作坊里，他除了制作拉弦乐器外，许多民族乐器都摸索制作过。广泛的涉猎，雄厚的积累，全方位的实践，为他今后制作高、精、尖的乐器产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进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那一刻起，徐师傅工作努力，刻苦学艺。1959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领导决定让徐振高拜古筝制作师缪金林师傅学习古筝制作， 当时他不到30岁。缪师傅当时因为身体不好， 经常卧病在床。“因为古筝是古老的乐器，不好失传，要培养接班人。” 　　领导看中他比较勤奋、踏实，同时又会做木工，认为他是学习古筝制作的最佳人选。当时，他只有一个心思：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勤恳踏实地学习技术。因为缪师傅卧病在床，徐振高只能经常上门求教。在这种情况下，学徒必然遇到很多不便， 因为不是在工厂里让师傅手把手地传授技艺，只能通过自己不断摸索。徐师傅学徒期间自己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但他不灰心，失败了再来。 　　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勤奋、刻苦的精神，徐师傅渐渐摸索出古筝制作的一些规律和方法。1962年以前，古筝外观没有任何装饰，只是把琴体表面漆成黑色，且琴体一头大一头小，于是，有人说古筝就像一副棺材，徐振高听后决心改变古筝的形象。只有高小文化的他拿起了笔，从描绘简单的图样到借鉴各种装饰艺术，1963年他创制了“双鹤朝阳”等四款木刻图案。此后，徐振高的创举被延续下来，大量的花色品种被引用在古筝上，古筝的样式更是花样翻新，他创意设计的双鹤朝阳样式的古筝已成为现代古筝的经典款式。 　　20世纪50年代古筝的琴弦主要是蚕丝弦，后又出现了钢丝琴弦，前者太柔，后者太刚。1963年，徐振高与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合作制成了尼龙钢丝弦，音色刚柔并济，这种尼龙钢丝弦也成为古筝的主要用弦，至今被传承下来。 　　不仅如此，原先的古筝琴码一样高低，而每根琴弦的粗细、张力不同，势必对演奏的手感及音质有所影响，为减小这种影响，他研制出了改良古筝琴码，1999年底，根据演奏现代作品的需要，他又对琴码的规格进行了调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徐振高开始带徒弟。他倾囊相授，点滴不漏，培养了一大批古筝制作的新生力量，教出了100多名学生，这些新生力量成为上海古筝制作的骨干。如今，徐振高已经退休，虽然不用再辛劳地扑在制作台上，但作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古筝制作的顾问，他依然闲不住，坚持来到车间，进行古筝制作指导，继续将古筝制作技艺发扬光大。 　　多年来，徐振高大师凭着对古筝的热爱，一次又一次地对古筝进行创新和改良。他的每一次微小的创新，都带来制筝史上的重大变革，被业内誉为“古筝之父”。2001年，徐师傅制作了最后两台封山作品， 其中，一台紫檀象牙《龟鹤齐寿》古筝被著名古筝演奏家王中山以万元高价收藏，这台古筝还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优秀作品奖”，被列入“第二届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之列，另一台收藏于上海民族乐器博物馆。 　　传统车间产出时尚乐器 　　走进树荫掩映的厂区，宽敞的厂房里，工人们正在对二胡、琵琶等精美的民族乐器精雕细琢。工作人员介绍，车间整个建筑面积是1.3万多平方米，我们看的只是其中一个车间。宽敞、明亮、整洁的车间里，见不到几个工人。车间里，许多重要的工序都采用了自动化、机械化，譬如，古筝侧板的裁切和底板音孔的裁切采用的是激光设备，标准高，速度快。当然，无论怎么现代化，很多重要工序依然还是要靠师傅们的双手。 　　“过去这些工序是非常辛苦的，全部都是人工用绳子扎的，这样上胶有时会不平均，用了这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