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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 　　摘 要 近几年，出现了很多社会反响强烈的，多数人认为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各种疏忽而导致的未成年人死亡案例，本文通过对此类案例进行分析，提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未成年人 剥夺监护权 儿童福利体系 社区照顾 强制举报制度 　　作者简介：张欣颜，北京市顺义区石园街道办事处，助理社会工作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2-083-02 　　无论是对未成年人或成年人，我国监护制度皆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公权力介入力度不足、剥夺监护权利实行困难等，但受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熏陶——“鸦有反哺，羊知跪乳”之“孝”的影响，即使在监护体制极度缺乏完善的今天，我国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接受的照顾也远好于未成年人，就如很多情况下，“一人弃父母不赡养”会被编排成一部家庭伦理剧，而“一人弃婴”只能作为一条社会新闻播放。但随着二代独生子女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父母对未成年人保护有了更多的感同身受，近几年出现的一些由于监护制度缺陷而危害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的案例，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尤其是监护制度的完善，迫在眉睫。 　　一、案例回顾 　　（一）南京两姐妹家中饿死① 　　2013年6月21日，由于母亲乐燕长期不归家，李氏两姐妹（一名3岁、一名1岁）饿死在反锁的家中。事发时，两姐妹的父亲因涉毒还在服刑期，乐燕作为两姐妹唯一法定监护人，并没有履行监护人的职责，不但对女儿放任不管，甚至将家中门反锁，这是致使两姐妹死亡的最根本原因。此外，好心邻居与亲属都曾经为两女孩提供过帮助，但都因负担过重而放弃；邻居和社区都曾考虑过送两姐妹到儿童福利机构，由于条件不符，孤儿院与儿童福利院无法接收；事发3个月前，因为长期无人照顾，姐姐曾经逃出家门一次，但被办事民警遇到后返还给其母。事发前的种种他救与自救，没能使两姐妹逃离死亡。 　　（二）吸毒母亲被羁押三岁幼女饿死家中② 　　早在2003年曾经发生过与上一案例相似的事件，成都一名母亲李桂芳在超市行窃时被办案民警发现吸毒史，民警将其送往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3岁幼女饿死在反锁的家中。与上案也有不同，此案中，李桂芳曾告知办案人员家有幼女，并要求其通知自己二姐照顾孩子，但工作人员最终并未联系到李的家人，照顾孩子的事情被忽视。 　　（三）母亲虐杀亲生女儿③ 　　2012年11月2日，阿英将自己八岁女儿欣欣杀死，并放火焚尸。阿英女儿6岁前一直与外婆生活，她平日十分宠爱4岁的儿子，对女儿漠不关心，杀害女儿后，怕自己丈夫与母亲责怪，所以选择焚尸。 　　二、从案例分析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缺陷 　　从法律层面来说，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在监护制度中，缺乏公权力的介入。从人情习惯来讲，受几千年来大家长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监护是“家事”，甚至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也是由于这种思想，邻居等“旁人”显然会选择袖手旁观。这些正反应了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没有明确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化原则” 　　案例1与案例3中，两位母亲因为吸毒与偏爱，根本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办案民警更是忽视孩子的个人安全，只以办结案为目标。虽然我国法律也有一些零散的关于儿童权益的规定，例如《婚姻法》在判决离婚时，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应以子女权益为原则判决。但由于“儿童最大利益化原则”没有被明确写入到相关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只在特定情况下才意识到儿童利益显然是不够的，这种保护应该是时时刻刻的，上升到立法层面，才能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 　　（二）国家应以公权力介入监护制度 　　《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都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不合格监护人的资格。可以看出，我国的监护制度还比较被动：对于监护人监护资格的剥夺需要“有关人员或有关单位的申请”，且规定模糊，提交申请者无明确指向与范围。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显然应该从被动变为主动，若有邻居或者社区工作人员提出儿童被虐待的可能，公权力应毫不犹豫的介入调查，案例1中，如果邻居和社区的反映能被重视，也许悲剧不会发生。德国联邦法院在1960年的判决中就明确表示：监护制度乃国家执行其对国民之公法上的保护任务；《法国民法典》第427条规定：“监护是对儿童的保护，属于公共性质的责任。”国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危害到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不良因素做出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 　　（三）未建立完整的未成年人监护体系 　　撤销监护权不应该只是响应问题，后续还应解决问题，但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监护体系，导致处理监护案件陷入瓶颈。如果居民法律意识提高，树立未成年人保护理念，太多的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