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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基因 　　刚刚结束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门危机”和“债务违约”危机，可以被看成是爆发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遗症。金融危机是一种病，而且是恶疾，这种病是否有救？如果能救，能否迅速痊愈，取决于对它的诊断是否准确，或是否深入，然后对症下药。难以否认的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的伤害，比欧美国家小，对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伤害，比其他亚洲国家小。 　　这需要一个解释。 对金融危机的诊断 　　解释就是诊断。 　　在中国学者里，对美国金融危机较具有独创性的诊断，来自秦晖。 　　他把这次金融危机，与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进行了对比：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1929年危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于是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然相反。” 东西方文明的基因，有异也有同。 　　秦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这段表述里，他自己也并不认为两次危机在一切方面都“截然相反”，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过度”：1929年是“过度”生产，2008年是“过度”消费。 　　秦晖不同意把此次金融危机归咎于福利制度，有人认为此次危机是美国“福利国家”制度危机：“次贷”“过度”支持穷人买房，工会“过度”强横，欺负资本。秦晖反驳说，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与强工会的典型，为什么危机在美国爆发？ 　　他也反对认定“资本主义”是此次危机的幕后黑手。他论证说：“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因此，这个‘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那么，病根在美国文化吗？秦晖也不赞成，他坚持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可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这与今天的美国消费狂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在秦晖看来，危机的“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是美国滥用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搞“透支消费”。更深层的病因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国民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这需要解释一下。在秦晖那里，“尺蠖效应”指的是政策的一伸一缩都有利于强势集团的效果，“反向尺蠖效应”当然是指前后左右伸缩都偏向弱势群体的政策效应。关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这种“反向尺蠖效应”，他的表述如下： 　　“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正是这种双“过分”，酿造了这次危机：平民都要当业主，挤出“次贷”，这是福利过分；金融过分创新，搞信用膨胀，这是自由过分。 　　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加民主制度的日本、韩国，甚至欧洲各国没有出现他所谓的“反向尺蠖效应”？如果他回头再拿美元霸权来说事，他就落入了循环论证。他必须钻探，穿过政治制度岩层，深入文化核心。事实上，他已经触摸到它，但又放弃了。这个核心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过度”。1929年危机，是资本“过度”压制劳动，生产“过度”；2008年危机，是工会“过度”压制资本，或者按照秦晖的说法，“人民”“过度”逼迫政府，自由与福利双“过度”，导致消费“过度”。信用“过度”衍生，美元霸权“过度”使用，都是这些“过度”衍生出来的“过度”。 　　美国奉行的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文化吗，不是以勤俭、禁欲和积累为美德吗，怎么会有过度消费？美国文明不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的移栽文明吗，为什么比欧洲还“过度”？ 东西方文明的基因 　　第一个问题与当代世界的世俗化和信仰多元化有关，因而也与文明有关。信仰不是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是“认知”。当信仰的积雪完全覆盖住“认知”的原野时，信仰文化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确实能起到支配作用，当信仰影响力下降时，曾经被信仰之水淹没的认知之石就显露出来，并发挥作用。信仰衰落和多元化，是当代美国的时代特点，新教伦理有如暮春飘拂在空中的杨花柳絮，虽然还在漫天飞舞，但已经是无关痛痒了。 　　另外，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将西方文明的各种特性发挥到极致，是可以理解的，包括这个文明的基因优势和基因缺陷。西方文明基因的最大缺陷就是“过度”，这个缺陷不仅也在欧洲发作过，而且还疯狂地发作过：殖民主义的疯狂扩张，种族主义的疯狂屠杀，空想共产主义对暴力的极端崇尚和对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