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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RD 经费支出强度与效益分析 　　一、引言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是指统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研发经费是保障研发活动的先决条件，研发活动又是提升创新能力和促进科技进步的基础，在当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RD活动对于提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综合实力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Solow最先发现RD经费投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Grossman and Helpman（199l）基于RD的内生式增长模型，提出“RD投入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Utterback （1996）的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和Metcalfe（1997）的研究进一步表明，RD经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影响。K.Wakelin研究了英国170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是显著正相关的。吴延兵（2006）基于我国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提出了RD能显著地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刘运国（2010）通过对RD支出主要文献的回顾，得到研发投入对企业的绩效提高和持续价值的增值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结论。Chih-Hai Yang分析得出RD能显著增强电子工业的生产率。陶建宏，师萍（2011）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RD活动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对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都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总结，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观点：RD活动及经费支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那么，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否跟当地的RD经费支出不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内部又是否实现了RD经费支出的合理配置。 　　二、我国RD经费支出结构比较 　　其一，RD经费支出强度分地区的比较。我国大陆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目前统计上东中西部的划分是：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共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晋、吉、黑、皖、赣、豫、鄂、湘8省；西部地区包括渝、川、贵、云、藏、陕、甘、青、宁、新、蒙、桂12个省市。相关地区的RD 经费支出情况表3的数据很直观地显示，虽然X1、X2和X3的绝对数额都在逐年增大，但是其所占当年全国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却是相对稳定的。在2005～2010年的6年中，我国的RD经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试验发展方面的平均分配比例是4.9%：14.2%：80.9.%，即X3=5.70X2=16.52X1，X3=4.24（X2+X1），而发达国家的X3：（X2+X1）一般维持在1∶1的水平，这说明了我国实际投入于试验发展活动的经费较多。 　　由于我国的RD经费支出在三大活动类型的分配比例都相对稳定，且相加之和为1，故可以分别对其建立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 　　根据表3中的相关数据，建立的效用函数如下所示： 　　（5）、（6）式说明：根据效用函数和三大活动类型的人均“价格”，当试验发展经费是应用研究经费的4.65倍、是基础研究经费的9.72倍时，也就是当试验发展经费是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经费的3.14倍时，我国的RD经费支出结构才是最合理的，在此分配结构下，我国的RD活动才能达到最大的效用。 　　四、结论 　　第一，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和中部地区的RD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投入力度亟待增大。分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发达的地区，相应的科研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数量也都占到相当大的规模，使得RD经费与其GDP的比例较高。较高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能推动对研发活动的积极性与可实践性，相应地影响着当地的技术创新能力及经济发展水平。发达的经济实力又能带来相对较高的研发投入强度，继而推动着地区经济快而好的发展。由此可见，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RD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关系。 　　第二，相对于试验发展而言，我国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强度不大，经费投入十分紧缺。由文章中的相关分析可知，在2005-2010年的6年中，我国的RD经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试验发展方面的平均分配比例是4.9%：14.2%：80.9.%，即X3=5.70X2=16.52X1，X3=4.24（X2+X1）。但我们根据效用函数和三大活动类型的人均实际“价格”来分析，得到的结果却是：X3=4.65X2=9.72X1，X3=3.14（X2+X1）时，我国的RD活动才能达到最大的效用。相比较不难得出：我国应加大对基础和应用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对其投入更多的经费和精力，使得我国的RD经费支出能够在三大活动类型中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实现最大的效用。 　　参考文献： 　　[1]吴延兵：《RD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2]刘运国：《RD支出研究文献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