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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论文） 　　对于记者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我更愿意从历史出发来探讨这个话题。从新闻本身来说，类似“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这样的定义吧新闻记者的历史使命感提高到了足够的高度，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与历史撰写者也有某种共通的地方。 　　敢于直笔是新闻记者的重要品质 　　公元前六百零七年，晋国的灵公，被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了。晋国的史官叫董狐，他竟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 　　赵盾跑过来，质问董狐说：“董先生，你写错了吧？明明是我弟弟赵穿杀了国君，你怎么写我呢？”董狐说：“你是正卿（宰相），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躲在外面，可是没出国门；你回来了，又不追究凶手。你还脱得了干系吗？杀国君的不是你，又是谁呢？”于是赵盾心虚了，只好让董狐这样写，没法子。（当时赵盾真的可以杀董狐一刀或者一百刀，开始他太“笨”，没想起来干涉历史，所以就背着恶名，一背两千五百多年！） 　　董狐的例子，就是上面所说的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 　　孔夫子就称赞过董狐，说他“书法不隐”，就是直笔历史，不隐瞒什么。只可惜孔夫子自己，却是个“书法不隐”，就是直笔写历史，不隐瞒什么。只可惜孔夫子自己，却是个“书法每隐”的家伙！董狐这件事过了五十九年，齐国又发生了国君被杀案件。凶手是大臣崔紓。于是史官又来了，史官大哭，他写道：崔紓弑杀庄公。 　　崔紓可没有赵盾那种好脾气，他发火了：崔紓弑庄公。崔紓又气了，又杀了一个。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崔紓弑庄公。崔紓更气了，又杀了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崔紓弑庄公。 　　于是，崔紓泄气了，他只好认输，不杀了，让史官随便写吧！如果崔紓不泄气，硬是要把史官的兄弟都杀光，那可怎么办？别忙，史官还是有办法，齐太史只是“北齐史”，当时还有“南史氏”。南史氏”听说崔紓杀史官，立刻跑去，也要歪着脖子，接着写直笔。后来看到齐太史家的老四成功了，南史氏才打道回府。 　　公元六世纪的一个皇帝，就向一个著名的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声明，在于卿手。”又一个皇帝，也向魏收说：“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做魏太武（北魏道武皇帝）诛史官。” 　　从新闻史的角度看，史官直笔并非新闻范畴，但我们应该从中看到的是新闻记者与史官责任上的共同性。新闻以记录事实真相为重要使命，其内涵与历史并无任何差异。这也就有了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句话：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 　　新闻与历史的共通，也必然带来史官与新闻记者职责上的统一。的确，同是作为事实真相的记录着，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核心也就是记录历史。史官直笔历史，新闻记者当然也得直笔事实。我们始终把真实性视为新闻的生命所在，对新闻的真实进行不折不扣的直笔抒写和报道，也就是新闻记者的重要品质之一。 　　“铁肩担道，辣手著文章”是特定时期新闻记者的职责所在 　　如果把这句话作为时下新闻记者的职责和要求，我并不赞同。毕竟，民国时期的大记者邵飘萍所在的特殊年代给予了新闻工作者非同一般的职责，但如果当下仍然以这样的标准来考量新闻记者，对时代的看法也有失公允。 　　当邵飘萍引用这句话表述记者应具备的职业精神与道德时，中国正处于新闻的“内外交困”时期。对内，国民党政府对新闻施以高压对外，日本侵略者也时时施以暴政。史料数字是，在19**年初，全国的报馆超过三分之二被查封和倒闭。新闻和记者的生存状况可见一斑。 　　高压环境下的新闻生存并没有让富有正义感的记者丧失职业良知和道德操守，为广大民众而努力工作者的记者如邵飘萍喊出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豪言，并成为这一时期富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准则”。 　　在邵飘萍的记者生涯中，尤为凸显他道义和辣手的新闻事件有：1915年外国报纸透露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邵飘萍最早向国内及时报道，予以揭露；当年12月，袁世凯登基称帝，他回国后担任《申报》、《时报》主笔，对袁世凯进行猛烈的抨击；袁世凯暴病身亡后，邵飘萍应上海《申报》之邀，担任《申报》驻北平特派员，在《申报》的“北平特别通讯”栏内大胆揭露北洋军阀的丑行。由报社特派员，在《申报》的“北平特别通讯”栏内大胆揭露北洋军阀的丑行。由报社特派固定的驻外记者，在中国海从无先例。 　　1919年“五四”运动时，激于爱国义愤，邵在《京报》上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报纸因而被封，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26年“三 一八”惨案发生后，邵积极支持反帝反军阀的行动，因而遭到奉系军阀的忌恨。 　　1926年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赴天桥刑场，一代报人就此殉难。时年40岁。 　　现代媒体将公信力作为自己与身俱来的特性，记者当然得具备正义和公证的品质。这样的要求看似很高，其时应该是作为记者的生存“底线”。否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