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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不引渡”考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 　　2006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签署的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第一个引渡条约。这个条约首次规定：“根据请求方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否则，被请求方“应当拒绝引渡”。 　　媒体称，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并尊重了“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原则，从国内的法律环境看，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但从国际法和国际司法合作的角度看，这又是一种进步。 　　 　　本期嘉宾：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 　　 　　近日，中西引渡条约首次肯定了“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原则，应当说，这个条约的签订对于加强国际合作、追缉外逃贪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同时，对于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承诺不判处死刑，也在挑战着我国现存的刑事司法制度。有人疑问：为何贪污挪用数额巨大的贪官因引渡得以保命，而许多犯罪数额相对较少的贪官却在国内被判死刑？甚至同一案件的不同被告也将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否遭到了破坏？ 　　如何维护我国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如何协调国际法、国际惯例与国内法的一致性？这是一个引起了国内法学界关注的新的命题。 　　 　　从余振东被判12年谈起 　　 　　据《新京报》披露：在2004年美国政府将贪污、挪用涉案金额高达4.82亿元的余振东遣送回中国时，中国政府就作出了如下承诺：假如余振东在中国被起诉的话，应当被判处不超过12年刑期的有期徒刑，并不得对余进行刑讯逼供和判处死刑。 　　2006年3月31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案进行一审判决。余振东获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数亿元的涉案金额和区区十二年的牢狱之灾，似乎并不符合传统的中国观念。对此判决结果，有人质疑：有些贪污犯比起余振东来，数额要少得多，还是被判处死刑，而余振东却只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怎么解释“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可以设想，假如余振东没有从国外移送回来这一特殊背景，根据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判处其死刑应该没有多大疑义。 　　但鉴于“死刑不引渡”乃当今国际社会一致公认的准则，为此，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特意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主要是考虑到在类似余振东这样的案件中，如果不承诺在死刑以下判刑，则无法进行国际司法协作。 　　 　　“平等原则”面临的尴尬 　　 　　虽然从表面上看，刑法的上述规定似乎解决了对余振东这样的外逃犯减轻处罚的法律依据，但坦率地说，这样的法律依据是政治与外交渗入法典的结果，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与“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与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的紧张关系。 　　无论如何，在一般犯罪分子贪污10万元以上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对涉案金额达数亿元的犯罪分子仅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这不能说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在余振东案件宣判之后，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在余振东一案中付出了“高昂的司法代价”，因为，这个案件破坏了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损害了中国刑事司法的权威。 　　但是，从刑事司法的国际协作来看，这又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承诺不判处余振东死刑，也许并非完全出自我们的本意。但是，犯罪嫌疑人在人家手里，你不同意不判处死刑，人家就不同意引渡，这就是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最基本的功利判断就是：能够将逃犯成功地引渡或移送回国，总比任其逍遥国外好。 　　 　　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 　　 　　随着中国与西班牙引渡条约的签署生效，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将会与我国签署引渡协议，越来越多的外逃贪官将面临着同样的刑罚问题，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不协调问题也日益凸显。 　　那么，如何既能够将外逃贪官全部引渡回国，绳之以法，又使得中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制度能够与国际接轨，避免司法权威受到损害的尴尬呢？ 　　我认为，1997年我国修订刑法时规定的“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条款不是说在法律中就绝对不能存在，因为法律的科学性有时要受到政治和外交的制约，这是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但是，这样的条款在实践中运用得越少越好，如果频繁使用，势必造成法律适用标准的混乱。考虑到现在我国的经济犯罪外逃犯比较多，需要频繁地使用引渡等手段，因此，我建议取消我国经济犯罪的死刑。 　　如果说在我国要一下子取消所有犯罪的死刑还不现实的话，先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则是可行的。 　　首先，它符合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