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藏、包庇罪中近亲属主体排除问题.docVIP

窝藏、包庇罪中近亲属主体排除问题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比较窝藏、包庇罪的弊端和优势得出窝藏、包庇罪中近亲属主体排除在未来立法变革中的可行性。笔者简要阐述窝藏、包庇罪中近亲属主体排除涉及的两大弊端：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和增加破案难度。同时分析亲亲相隐的社会伦理基础，通过弊端和优势的两相比较，得出了窝藏、包庇罪中近亲属主体排除利大于弊，具有立法上的可行性。 　　关键词：近亲属主体；窝藏包庇罪；亲亲相隐 　　一、窝藏、包庇罪近亲属主体排除的弊端表现 　　对于反对将近亲属排除于窝藏、包庇罪的学者们来说，一旦近亲属被排除在窝藏、包庇罪之外，就会产生以下弊端： 　　（1） 一旦把亲亲相隐的观念加入刑法条文中，就意味着把儒家伦理与法律相结合，这将标志着维护封建三纲五常之之统治秩序，以巩固封建的父权、族权、夫权。亲亲相隐观念之所以受到很多学者的抨击就在于它是封建统治的产物。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受到的若干屈辱与腐朽落后的封建统治有着极大的关联，由于儒家思想在封建统治充当着执政理念的作用，自然而然就受到了无情的打压。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糟粕固然不可取，但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则无异于否定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年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还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但是迄今为止封建时期传下来的传统道德依然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没有改变。 　　（2） 排除近亲属主体，就会增加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难度，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相对于日益增长的解决社会矛盾需求，各种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应运而生，但运用司法资源解决社会矛盾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但司法资源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解决社会矛盾的需要。因此，根据经济学资源合理配置的原理，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到最需要运用司法途径解决矛盾的案件中去，近亲属的窝藏、包庇将会增加侦查人员侦查难度，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一旦开了将近亲属排除除外的口子，就会因小失大，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埋下隐患。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承认近亲属一旦对犯罪嫌疑人予以窝藏、包庇，将会增加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难度，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同时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众所周知，一旦遇到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案件，整个社会都会予以高度关注，时间拖得也久，公安机关就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破案压力。特别是尚未逮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将会对社会稳定造成较为严重的威胁。 　　二、窝藏、包庇罪近亲属主体排除的益处分析 　　尽管存在着以上的弊端，但是带来的益处也是显露无遗的，带来的益处与带来的弊端孰轻孰重尚待讨论，笔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具体阐释： 　　（1）“亲亲相隐”的历史伦理纲常 　　在我国传统刑事政策中，单就针对特殊主体的刑事政策就有亲亲相隐、严以治吏、矜老恤幼等。这些刑事政策迄今为之在我国《刑法》中都有所显示，如《刑法》第17条之一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第九章专门对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行为规定了罪责。同样，“亲亲相隐”的刑事政策在近代中国刑法里面也是有多处记载的。只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亲亲相隐制度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仅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且还建立了与其完全相反的制度，即由历史上的亲亲必须相隐到了如今的亲亲不能相隐。 　　“亲亲相隐”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根据史料《云梦秦简》记载，秦律是第一部把“亲亲相隐”法律化的法律。“亲亲相隐”在中国历史发展上主要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从春秋至秦末，是中国容隐制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不许告发父母或证实父母有罪，片面强调子女对父母的隐匿义务。从汉初至南北朝，这是中国容隐制度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还是片面强调子女对父母的隐匿义务。但是相对于第一个阶段，有了两个变化：一是汉宣帝时期为容隐制度做出了合法的解释，确立了容隐制度的正当性；二是确立告父亲为“不孝”之重罪，处以死刑。从隋唐至清末变法以前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克服了子女对父母隐匿义务的片面性，增设了父母对子女的隐匿义务。同时，限制了“亲亲相隐”的适用范围，当案件涉及对国家根本利益的危害容隐制度将不再适用。清末变法以后到民国末期是第四个阶段。这一时代大规模的法制变革使中华法系的特征大多宣告终结，唯亲属容隐制度经过适当改造后保留了下来，并于西方法不谋而合。这一阶段就把近亲属之间的隐匿义务转化成了权利。 　　从“亲亲相隐”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看到，有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刑法中引进“亲亲相隐”的优势。一个方面是该制度自发的社会基础。深厚的历史根基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人民的主观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