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减税误区.docVIP

走出减税误区 　　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所必须的代价。人们一直认为高税收会增加人们的痛苦感，其实那些税收最高的国家反而幸福感最高，这是因为高税收可以带来高保障，这样人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交，大家也会互相信任、互相照顾，当然幸福度更高。只有高税收和高福利的国家，人们才会轻松拥有以上这些。盖洛普健康组织曾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定期调查。根据各国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税率最高的北欧国家的居民是地球上最快乐的人，丹麦一如既往地名列第一，随后是芬兰、荷兰和瑞典，而在低税率的美国，人民反而不快乐，调查显示，大约25%，也就是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患有心理疾病；大约16%，差不多接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将终生遭受抑郁症的痛苦。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数字几乎是最高的，是欧洲的两倍，美国人每年花费大约800亿美元治疗抑郁症。可见，高税率高保障给人带来的是快乐；而低税收、低保障带来的只是痛苦。 　　近年，又开始流行一个说法，那就是福利国家让政府欠债，这也不符合现实，福利国家不仅没有欠债，反而是债务水平最低的，高福利国家的债务水平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甚至比中国更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比如，瑞典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30%左右，财政赤字不超过1%。而挪威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大量的盈余。新加坡也是这样，不仅没有一点的债务，而且每年还向民众分红。 　　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高福利国家一般经济都非常繁荣，而且非常的稳定，国内需求旺盛而稳定，经济危机对其基本没有冲击作用，因此政府也没理由欠债，而大家所熟悉的南欧四国，其实他们都不是高福利国家，比如，希腊的福利支出水平都不及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高福利的北欧。 　　总之，经过我们的考察和研究之后，认为社会对福利的投资不仅不会成为经济的负担，反而成为经济繁荣的基础，福利社会不仅不会让人变得懒惰，反而会让人变得勤快，福利社会不仅不是经济发达的产物，相反却是最先在落后国家兴起，福利社会不仅不会让政府欠债，反而因为经济的稳定繁荣让政府出现财政盈余，福利国家不仅不会限制自由，反而创造了积极的自由，不仅不会有痛苦感，反而更轻松和幸福。 　　现代社会实行所谓的“小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社会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而这些问题其实就从来没有逃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制度经济学中，这属于私人财富暴增导致的“公共贫困”问题，早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现代化导致公共服务需求在增加，汽车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就需要增加，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就必须越来越完善。如果前者增加，后者而不成比例的增加，就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紊乱，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矛盾总结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 　　社会越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这是无法逃避的选择。除了公务员、教师、市政清洁等常规支出外，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削减的话，也只能是这三个方面，而这方面的削减一般会导致三方面的危害：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消费，最终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财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机横行，经济泡沫严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这种政策之所以被称为巫毒经济学，而不仅仅是毒品经济学，这是因为尽管他施行的是有毒的经济政策，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这些骗子进行英雄般的欢呼。所谓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所承受的国债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事实证明，“小政府”国家都遭到了失败，而实行大政府的都取得了成功，美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应对全球化的决策中走错了方向，他们没有对教育、科技和基础建设加大投资，而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税收。30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削弱自己在本国经济中的角色，而非提高现代化经济和劳动力所需的必要投资。富人得益于大规模减税，利用财富捆绑了权力，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不公。 　　而在北欧，北欧国家利用高收税资助了高水平的政府服务，成功地营造了经济繁荣、社会公正。这是今天全球化经济保持良好状态的关键。 　　在这里笔者要提出“社会危机”的概念，中国虽然不面临经济危机，但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而这种社会危机就是由于私人财富暴增的同时，公共服务没有成比例增加造成的。如果说经济危机往往是由于私人产品供给过剩造成的，那么社会危机往往是因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造成的，这种供给不足既包含看得到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也包含看不到的公共制度的不足，可以统称为“公共贫困”。现在大家常见的食品不安全，公共环境差，社会治安不好，公众道德滑坡等都是社会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就需要加大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 　　减税在中国还有一个误区，中国应该警惕，中国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