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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陷阱 　　经过一甲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举世瞩目，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日渐复杂尖锐。如何看待、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对于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何分配中国发展的红利也是个关键且核心的问题。各方利益代言人针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纷纷提出各种“顶层设计”、“民主宪政”、“自由市场”的药方，在争夺中国意识形态战略制高点的斗争中刺刀见红。那么这些药方是灵丹妙药还是陷阱呢？ 　　西式民主“一抓就灵”？ 　　当牛顿指出“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的时候，没有人真的指望在现实生活当中观察到一个永远运动的物体，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定律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在理想状态下。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往往会惊诧于经典力学定律与实际生活的显著区别：明明我踢了这个板凳一脚，但这个板凳为什么就不“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下去呢？在我们开始嘲笑这个愚蠢的家伙之前，需要反省和检讨一下自己和周围的人们，是不是在观察和处理很多问题上也犯有同样的错误，也会去“踢凳子”。现实中有很多所谓的精英不顾特定社会科学理论成立的基本前提建设，坚定而愚蠢地认为“某某某某一抓就灵”，30年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今变成了“市场经济一抓就灵”，或者更加顽固地认为“西式民主一抓就灵”。 　　宪政、民主当然都是好东西，笔者像任何一个现代政治人一样，无比渴望生活在一个公权力受到宪法制约而不得滥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事实上我们的国家也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陷阱，那就是不管不顾西式民主得以良性运行的社会条件，盲目照搬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 　　对于先发强权来说，西式民主是平衡其国内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和力量平衡的基本手段，以此实现其本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从某种程度来说，在先发强权国家，西式民主是国家强大、生产力水平高度进步、社会财富极大积累的结果，而非原因。对于弱势文明来说，要想过上发达国家人民那样的好日子，首先要做到的是以狂飙突进式的工业化来富国强兵，快速积累国力和财富，待时机成熟后再实行宪政以调节由高速发展引起的国内矛盾。所有成功崛起为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比如德国、日本、韩国等无不是遵照这一路线来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但凡倒因为果、企图照搬原生型发达国家“西式民主”的“成功经验”来实现本国强大和进步的国家，无一例外深陷“现代化的陷阱”无法自拔，这份长长的“失败国家”名单中有菲律宾、阿根廷、巴西、印度、俄罗斯等等，以及1911年的那个“中华民国”。这里有列强是否允许落后弱势文明搞“西式民主”的问题，更有落后弱势文明本身社会发展不充分、社会结构和物质基础无法承担“西式民主”这种高级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问题。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最明显且直观的例子就是 “恐怖的苏联帝国”与东欧剧变后所谓的“民主俄罗斯”，这种差异显而易见。俄罗斯人民平均寿命从接近70岁降低到不到60岁，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外国资本和一小撮本国强盗资本家手里，普通民众则民不聊生，直到普京上任；至于标榜“民主宪政”的菲律宾和印度，前者几乎全文照搬美国宪法及政体，后者则是英国制度的克隆版本。不幸的是，这两个亚洲民主的橱窗至今仍在游击战争、族群撕裂、极端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深渊中打滚。 　　推而广之，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羽翼下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改旗易帜后，所谓的“西式民主”均没有显示出巨大的社会进步力量；而近年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支持下，诸多西亚北非国家的反对派实现了颜色革命取得了政权，在先进的西式民主制度下，这些国家却深陷内战的泥沼，国内种族冲突不断、经济民生凋敝。 　　落后弱势文明如何逆袭成功？ 　　像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也有“沉默的大多数”和“社会精英”之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这些就是国际社会的“社会精英”，广大亚非拉中东欧等国家基本上都是“沉默的大多数”。 “精英”享受生活，“沉默的大多数”被生活折磨；“精英”挣钱主要靠资产性收入（资本密集型、智慧密集型、金融抽血），“沉默的大多数”只有靠给“精英”打工挣点散碎银两（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金融输血）；“精英”掌握枪杆子和笔杆子（军事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沉默的大多数”一无所有；一句话：“精英”统治，“大多数”服从。一个落后弱势的文明，在弱肉强食的丛林般的国际社会中，自保尚且不易，谈何“逆袭”？然而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要自身运作得当、外加国际战略机遇的垂青，像日本这样“沉默”上千年的国家也可以逆袭成为“精英”。 　　日本维新成功，背后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所起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日本举债发展经济、军事也是其基本国策，问题的关键是国际资本凭什么借钱给日本这样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