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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经贸蹊径 　　曾经领导渣打银行全球研究中心184人团队的李籁思博士（Dr. Gerard Lyons），现在给伦敦市长约翰逊（Boris Johnson）当起了首席经济顾问。他的工作是帮助市长制定经济和金融战略，这个工作一点儿也不比以前轻松，因为伦敦经济占英国总产出的21.9%，伦敦的外汇交易量占全球的36.7%。 　　即便在制造业不断离开欧洲的背景下，伦敦仍凭借其在科技与金融领域的地位，在欧洲市场拔得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头筹，并在与巴黎和苏黎世的竞争中，成为继香港之后第二大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目前，伦敦单日人民币交易量达到50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00%。而根据国际支付公司SWIFT的数据，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之外的人民币交易中，伦敦占了62%。 　　除了贸易需求的增长，上述交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订的2000亿元人民币三年期双边货币互换协议（SWAP）：它给市场注入了信心。然而，与平均单日交易达5.3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盘子相比，“离岸人民币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市场”，李籁思博士对《财经》记者说。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以及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中国政府对技术和制度创新的需求，同样刺激了伦敦的想象，让李籁思博士迫不及待地到中国一探究竟。与他同行的，除了伦敦市长约翰逊，还有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大学与科技大臣维莱茨（David Willetts）。 来自中国的信号 　　后WTO时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显得有些乏力。尤其在世界投资与贸易规则等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中国因参与有限，很难释放其改革信号。 　　一方面，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上，难就国有企业问题达成一致。美国贸易代表也多次就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向中国发难。另一方面，日本、韩国相继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中国在亚太自由贸易的制度参与中落单。 　　“TPP的核心，是进一步推动东亚国家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因为关税降低给跨国公司带来的边际效益已经大幅降低。” 彼得逊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肖特（Jeffrey Schott）对《财经》记者说。 　　此时此刻，内部制度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了。此前，在通过吸引外资以发展加工贸易的时代，特殊的外汇留成政策曾经让中国经济进入了特区发展阶段。而随后的沿海经济开放，形成的开发区发展模式，使得政府为了吸引投资，降低要素价格、降低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但是，如何进一步推动可在全国复制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国内区域优惠政策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消耗殆尽之时，就成为各方关注的命题。 　　上海提出自贸区建设，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新的试验田。“国务院和上海市一致确认中国（上海）自贸区是立足于体制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现任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对《财经》记者说：“这既是国务院的要求，也是上海的承诺。” 　　很显然，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并大力推动上海市转口、离岸业务的发展将是上海自贸区发展的战略。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索要优惠，才是自贸区设立的重要目的。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批准上海成立自贸区和当年加入WTO一样，表明中国政府在制度发展方面的方向是很明确的。”许善达认为，虽然在包括负面清单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措施上，中国还缺少具体的政策储备，但这是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号。 　　很明显，这个信号很快就被英国接收，并做出伦敦式的反馈。 　　伦敦城人民币倡议指导委员会主席包默凯（Mark Boleat）认为，从中国监管当局7月确保协调性的新机制出台，到9月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可以看出，“通过稳健的资本市场自由化，以实现现代化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而人民币国际化与这个改革进程一脉相承，我也乐见伦敦成为主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10月15日至17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访华。奥斯本不但宣布中国建工集团开发曼彻斯特机场附近商业区的协议，甚至还表示欢迎中国投资英国核电站，以展示英国加强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政治姿态。 伦敦在行动 　　“除了完善的监管系统、稳定的政策、专业的金融服务，以及自身在外汇交易市场中的地位等优势外，伦敦之所以能够继香港之后发展成为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还要追溯到2011年王岐山对英国的访问。”伦敦副市长马特豪斯（Kit Malthouse）对《财经》记者说。 　　2011年9月8日，时任副总理王岐山赴伦敦，出席“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在与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的正式会谈中，王岐山表示支持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且加强双边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对话，以支持该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很快，这一政策主张得到私营部门的积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