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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供”不应从严 　　2013年8月26日13时04分，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告世人瞩目的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在经过近五天的公开开庭审理后，一审庭审结束。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济南市中级法院通过设立新闻发言人、开设“官方微博”等形式及时向社会披露信息，其公开透明的程度超出不少法律人的想象。 　　其中值得称赞的，不仅是济南市中级法院用官方微博对庭审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及时播报，还有法庭对公正审判一定程度的保障。法庭不仅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对不利于自己的证人实施反对询问的权利，例如本案的关键证人徐明出庭时，被告人与其对质，连发20余问，词锋犀利，徐明接连都以“没有”作答；法庭还充分保障了辩护律师的发言时间和发言机会，被告人委托的两名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案件中，保障庭审的公开、公正、透明，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不仅有利于实现个案的正义，也有利于消除高官案件的审判就是“配合法院表演”的担忧，尤其有利于展现中国刑事司法这些年来所取得的进步。 　　在庭审的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称，被告人薄熙来有当庭翻供行为，“提请法庭注意：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国家法律，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又拒不认罪，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必须依法从严惩处”。由于没有看到卷宗材料，也未参加庭审，被告人“翻供”与否尚无法准确判断。不过，即便“翻供”，也是法庭上经常出现的现象。 普遍的“翻供”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翻供”现象相当普遍，尤其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据浙江省潮州市法院系统统计，2010年至2011年，该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审职务犯罪案件127件，在134名涉案被告人中，有63人出现翻供，翻供率达47%，高出同期其他刑事案件44%。在翻供的63名职务犯罪被告人中，有54人针对受贿犯罪事实翻供，受贿案件被告人翻供率高达56.25%。同期，贪污犯罪翻供率为38.89%，其他类型职务犯罪案件翻供率仅为10%。此外，受贿案件被告人数占职务犯罪案件总人数的72%，其翻供人数则占到总翻供人数的86%。 　　职务犯罪案件的高“翻供”率，从根本上来讲，既是由口供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也是由职务犯罪证据的特点所决定的。虽然通常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是否犯罪以及犯罪的经过、情节最为清楚，但是，其所作的有罪供述是否能够准确、全面地反映案件事实，此外其是否会在法庭上“翻供”，实际上受多重因素影响。 　　所以，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对于所有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而不轻信口供。如果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是不能定案的；而没有被告人供述，如果证据确实、充分，也可以定案。 　　按《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83条规定，被告人庭审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说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矛盾，而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但庭审中供认，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审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也就是说，被告人在法庭上说什么尽管有时非常重要，但却不能当然地成为定案的证据。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对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必须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认真细致地审查。 沉默权 　　也有不少人对法庭如何审查和采信证据这样的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假如被告人真的“翻供”了，而且最后被法院判决有罪了，其“翻供”的情况会不会以及应不应最终影响法院的量刑？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问题的原点。换句话说，需要重新检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存在中国刑事司法深层结构中多年的刑事政策。 　　这一政策在中国妇孺皆知。按照陈瑞华教授的观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历经了长期的政治运动，成为公检法机关奉行不悖的主要刑事政策，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宽严相济”等上位刑事政策具有密切的联系，具有相当深厚的政治基础。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本来的意思是，要求所有接受侦查主体调查的人，都负有对这一调查加以配合的义务。对于那些能够如实地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协助侦查人员及时查清案件真相的人，有关部门将对其宽大处理。而对于那些一味“抗拒”调查、拒不供认自己犯罪事实的人，有关部门将在处理时对其给予严厉处罚。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18条实际上就是这项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因为该条款为犯罪嫌疑人设定了一项法定义务：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一般认为，“如实回答”包含两个方面的义务：一是必须回答问题，不得保持沉默；二是必须尊重事实真相，无论是作有罪的供述还是作无罪的辩解，都不得隐瞒或者虚构。 　　也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人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