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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边”有位，你来否 　　每年的毕业季，大学生面临的问题，除了就业，还是就业。面对如此大的就业压力，年轻人是否要改变一下择业方向呢？我认为，“支边”是个不错的选择。 　　“支边”，即支援边疆建设。上世纪60年代，“支边”很光荣，并且是有志青年的不二抉择。正如一位“老支边”所言：“当年的支边岁月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太大了，这是影响一生的经历，有了这种经历，我们就多了一种思想，多了一种精神，能够独立面对挫折，有了克服困难的意志。走过这段路再回过头看，觉得不会有什么困难能战胜我们。” 　　边远地区人难招 　　边远地区严重缺乏人才，对此，我深有感悟。我曾经到云南“万里长江第一湾”做调研，在山洼里见到的一所农村中学令我感悟颇深。学校房屋破旧，设备简陋，三百多名学生大多家庭贫困，午饭吃的是家里带来的红薯、玉米，没几个人的穿着像样。但据介绍，绝大部分学生学习很刻苦。校长说：“学校一共有二十几名教师，其中只有很少几名是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学校亟需充实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师资，向上级请示了好多次，几年仍没分来一个大学生。”听了这位校长的一番话，我头脑中一次又一次地闪过北京招聘会上人头攒动的场面。 　　我也曾参加过农村医疗、疾病预防调研。那是“非典”后的第二年，在西南山区，我们考察了一个乡卫生院。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安排，加强了基层卫生防疫设施建设。这个卫生院集防疫与医疗于一身，刚刚经过扩建，规模虽然很小，但一座两层小楼内外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最基本的设备大都齐全。为了解决产妇入院分娩问题，新近还添了一辆救护车。领队的同志问院长最缺什么，院长回答道：“缺的东西很多，资金、设备等等，但最缺的是人！”“是编制太少吗？”“编制虽紧，也还可以。就是医疗技术水平高些的人太少了！全院包括我在内，连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因为实在没有人愿意来呀！” 　　几十年来，国家一直在鼓励年轻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尤其是对大学生“支边”问题，更是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如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中规定：鼓励科技人员到边远地区工作；边远省、自治区可以在国家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给予一定的优惠待遇。 　　1995年3月和1996年10月，中组部、人事部分别下发的《关于做好为西藏、新疆选派干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定期轮换进藏、进疆的干部，除和派出单位同类同级干部一样享受在内地的住房、工资福利等各项待遇外，还可享受一次性的补贴等等。这些优惠政策，对于在大城市一职难求的年轻人来说，是具有导向性的。 　　不拘一格用人才 　　“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发展的主导权和竞争的主动权”，一个睿智的领导者应该具备这样的思想意识。令人欣喜的是，除了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政策、物质补贴和精神奖励外，许多边远地区也相继出台了相对宽松的区域性人才政策。如甘肃省，近几年分别与清华大学等高校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养、人员培训、重大战略决策咨询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并陆续从北京高校引进优秀选调生。早在2011年年末，甘肃省武威市曾拿出31个副县级领导职位进行全国公选，并结合协议及实际情况，对直接报考副县级领导职位资格再次放宽，在武威市工作两年以上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可直接报考。这一做法在全国引起轰动。 　　“为了谋求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不拘一格用人才”，这应该是欠发达地区领导者的共识。人才建设必须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人才政策不能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脱节。落后地区引进人才，适当降低公选门槛是一条有效途径。 　　一位基层组织部长说，欠发达地区如何吸引优秀人才，如何培养拔尖人才，怎样培养和选拔人才，采取全国统一的政策是必要的，但统一性要和特殊性相结合，要建立区域性人才政策，才能引导人才向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动。 　　当然，大学生到边远地区任职，个人素质也是有要求的，一位农户说：“选拔的干部一定要能带领我们发展，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支边”有位我先行 　　在2003年的“西部计划”中，团中央等部门每年面向全国选派约一万名高校毕业生前往西部，开展为期一年或两年“支农、支教、支医”的志愿者活动。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们热情高涨，如同40年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拎着大包小包，挤上火车，浩浩荡荡奔赴四川、新疆、西藏、广西等地——那情形着实令人热血沸腾。 　　如今西部计划已经实施了十年，全国共有近十四万名青年志愿者参加，约两万人服务期满选择留在当地，扎根西部。十年来，他们在实施基础教育、农业科技、医疗卫生、基层青年工作、基层社会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与志愿者们座谈时，我听到了他们的心声。一名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志愿者说：“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我们有决心改变贫穷地区的落后面貌，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实现人生价值；我们也希望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