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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蒜薹之歌》的现实之歌 　　摘要：莫言的文学创作一直坚持着对人的关注，却不自觉的走进了人所生存的现实社会。《天堂蒜薹之歌》作为莫言早期作品，所呈现的现实关注，奠定了他的文学基调。本文试图探讨莫言在文本中针对“蒜薹事件”所显露的现实批判以及挖掘高马和金菊爱情悲剧的成因。 　　关键词：现实、爱情、悲剧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这段话是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出版卷首写的。这部仅用三十五天写就的小说是作家面对现实久不得宣泄的欢唱。在八十年代文学刚刚远离了政治束缚的时代，作家却又在无意间和现实碰撞。小说写了官吏欺农抗弄、农民愤而反抗的蒜薹事件，又写了高马和金菊二人在当代社会的悲剧爱情。作家本出自对人的关注，结果却不自觉的关注了压抑人的现实，在暴露中寄予了作家的社会理想。 　　一、“天堂县”的现实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已有写丰收成灾的作品，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春蚕》等。百姓丰收的希望后，是接踵而至的幻灭。外来经济侵入，社会动荡不安，农村经济瓦解是造成灾难的原因。但是传统农村经济在下的瓦解，又带有着历史前进的必然。农村中个人的悲剧在历史的进步中得到了补偿。然而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中写的丰收成灾，不得不引起思考。丰收成灾发生在当代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经济上升期。思考过后，作家毫不留情的揭露了灾难的成因，没有一丝含蓄：官僚主义的盛行，贪污腐败的滋生，脱离群众的作风。 　　“蒜薹事件”本是可以避免的，却发生了。“蒜薹”价格的不断提高，使天堂县领导者看到了其中的利益，于是天堂县决定大面积种植蒜薹。然而决策者却忽略了后期一系列问题。当因蒜薹滞销，百姓心急如焚的时候，领导不但没有及时出面解决问题，反而自己躲了起来，拔掉电话线，不露面。同时暗中抓紧对百姓盘剥，增收更种名目的税费。当百姓砸碎玻璃、割破沙发表示不满的时候，他们仍旧不出来解决问题，反而增高院墙。天堂县的县长仿佛是一地的土皇帝，掌握一方的霸权。中国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古话，可是就因是县长的车出了命案，就可以赔几千元钱就解决问题。轧死一条生命比随便的碾死一条臭虫好不到哪里。况且天堂县小小的狱警都可以被称为政府，采用粗暴无礼的方式对待犯人。百姓生活在新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真是莫大的讽刺。 　　面对这样的政府，百姓发出了呼声：“我恨你们，但是我不恨社会主义”，“我很你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糟蹋共产党声誉的贪官污吏”。这作品中人物的声音，难道不是作者的声音吗？作者借书中人物的嘴，说出了他内心的愤怒，他，对这个世道的不满。作者饱含着对社会主义的期待，期望过高，也才有了失望。小说最后是媒体的报道，“蒜薹事件”得到了解决。相关的领导和涉案人员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插入的最新消息说涉案的领导在革职后又重新启用，明显是惩处力度不够。法律的平等性，受到了践踏。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不也是常见。这不加保留的书写，显得对这个社会政治太过残忍了。然而，这却是莫言对正义和真理的坚持的有力的呐喊。这样的大声疾呼，这样的直白暴露，又不得不为莫言捏着一把汗！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说：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莫言站在“人”的立场上，更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闯入到难以把握的政治禁区，他甚至是抛弃了个人的“生死安危”！他奔流着炽热的情感完成了他的这部《天堂蒜薹之歌》，而非歌颂似的站在政治的角度，唱尽满是太平盛世。而这样的写作风格，在后来的诸多作品中得到了坚守。 　　二、“高马、金菊”的悲剧爱情 　　“蒜薹事件”饱含的是政治的批判，而高马和金菊的爱情则是当代农村真正的悲剧。悲剧和时代错位，或许正因为不该发生却发生了，也才更血淋淋的刺痛人心。高马、金菊的悲剧爱情是和当时城市中自由的爱情相对照的，且潜在着城与乡，文明和愚昧的比对。 　　造成高马和金菊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经济的不发达。百姓生活穷苦，为了繁衍后代，不得不采取换亲的形式。在旧社会，换亲的发生似乎很正常，然而当换亲发生在80年代，就显得不可思议了。恋爱不自主、婚姻不自主，这早已在“五四”启蒙时代讨论过的话题，又重新摆了眼前。“五四”启蒙的不彻底，值得深思。时间流走了七十多年，只可惜，陋俗依在。虽然城市的街道满是些簇拥搂抱的自由恋爱的男女，而乡村中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思议之余，我们感叹的是生存的无奈。只有金菊成为这“三换亲”的牺牲品，才能给四十多岁的“大哥”找到媳妇。她任由着父亲、母亲、兄弟的摆布，嫁给她自己并不爱的人。她，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他们的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