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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 　　摘 要：农业产业化实践中出现的“龙头企业+营销型企业+合作社（大户）+农户”是一种新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有利于节约内生交易费用，并使契约趋于稳定，有可能成为农业产业化组织演进的一种方向。 　　关键词：龙头企业；营销中介；内生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064-02 　　一、文献回顾 　　农业产业化经营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继家庭承包制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后的又一伟大创举，其核心就是要把农、工、贸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实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一体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在各地实践中主要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带动型和市场带动型等模式 。其中第一种模式也就是通过互惠合同形式（即所谓的商品契约）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连接的经营组织形式居主要地位，据农业部产业办公室的调查，这种形式占产业化经营组织总数的80%左右，因而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周立群和曹利群通过对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早的山东莱阳市的调查，指出：在农业产业化之初，农村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是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农户”。但是，这两种组织形式都存在一定缺陷，前者主要是受制于资金不足和缺乏抵押性资产；后者主要是契约不能对当事人构成有效约束。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引入组织中介的新的组织形式“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或“龙头企业+大户+农户”便应运而生了。这种组织形式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制度的缺陷，从而在实践中日益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形态。然而，它们仍然存在着一些信息和履约方面的制度缺陷：一是由于契约不完全，合作社和大户不能制约龙头企业的压级收购行为；二是由于合作社和大户的资产数量有限，龙头企业不能在事后制约它们的机会主义行为[1]。杨明洪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演变的分析，也得出几近一致的结论[2]。 　　如何提高契约对交易各方的约束力并进而提高履约程度，以信誉与合作为核心的“法人文化”（吴敬琏语）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为中国特别是农村这种“法人文化”是相当缺乏的。但信用是长期博弈的结果[3]，在自利性强的交易主体之间，这种博弈很可能因为其中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中断，从而影响契约的稳定性。因而，通过组织改善和组织创新来弥补信用缺失，以提高交易框架的有效性，则成为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周立群和曹利群从稳定交易的角度，提出了信誉与合作、专用性投资与组织调整、政府的互补性制度安排三项改善措施。杨明洪则从内生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的演进方向作了预测。这些分析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一种新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 　　笔者在进行一项调查时，发现了一种不同于前述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在这里，龙头企业是陕西香菊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通过GMP认证的大型医药生产企业，和其签订合同供应中药材（原料）的是安徽毫州市药材公司（营销型企业），药材公司以下仍然实行“合作社+农户”或“大户+农户”。于是便形成了“龙头企业+营销型企业+合作社+农户”或“龙头企业+营销型企业+大户+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和“龙头企业+大户+农户”的不足，同时放大了它们的优点，有可能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演进的一种方向。 　　其创新之处在于：（1）营销型企业的加入。在这里营销型企业不是龙头企业，而是作为一种提供前项和后项服务的中介组织进入的。这时，营销型企业和合作社（大户）共同构成了组织链条中的中介组织。这样一来，延长了组织链条，使原来交易的三个环节变成了四个环节，外生交易费用增加，而内生交易费用降低了。（2）契约的稳定性。在这种组织形态中，龙头企业只需和营销型企业签订合同。营销型企业与合作社（大户）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资产数量较大；二是企业法人合同观念强，因而降低了履约风险，使契约趋于长期和稳定。（3）龙头企业的跨区域性。在以往所有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文献中，龙头企业都具有“本地性”，一般情况下是在一个镇、一个县，更大一点在一个市的范围内，和当地的合作社（大户）及农户联结成产业化链条。我们观察到的新型产业化组织形态，龙头企业在陕西，“龙身”和“龙尾”在安徽，突破了龙头企业的空间局限。这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二是龙头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购买到优质原料，为提高产品质量奠定基础。所谓优质原料，指的是农产品最适产区生产的产品。比如药材，不同产区有效成份含量有所差别。安徽毫州是中国著名的中药材之乡，药材品质好，种植规模大，价格较低，陕西龙头企业和其建立产业化经营组织，可谓千里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