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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小波动低速运行 　　经济仍在低位徘徊，“保底线”的政策刺激陆续出台有望暂时止住经济的下滑势头。工业增速有所回升，出口的反弹也说明内需在恢复，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复苏也带动了出口的回暖。 　　虽然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缺乏，但与过去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同的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基本处在7.4%-8.1%的较窄区间内波动，经济的运行显得更为平稳了。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在增强，调控力度的把握也更为适当，对预期的引导也在加强，调控上的这些进步使得经济的波动更为平滑。 　　愈发平滑的经济 　　纵观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变化，大起大落是常态，经济明显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大幅波动。第一阶段，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GDP增长就从2004年12月的8.9%跃升至2007年3月的15%，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第二个阶段，接下来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经济增长就下跌到了2008年四季度的6.6%，滑落8.4个百分点；第三阶段，随后通过2009年一年的强力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2009年四季度又跃升至12.2%，增速几乎翻了一倍；第四阶段，随着刺激效果的逐渐消失，经过两年时间，经济增速跌至2012年一季度的8.1%。 　　这种经济的大起大落，一方面有经济自身动力快速转变的原因；另一方面宏观政策在逆周期处理上的不成熟也是重要原因。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更充分地享受了全球化的盛宴，出口规模从2004年的6000亿美元扩大到2007年的超过1.2万亿美元，翻了一番，这无疑促使了这一阶段经济的大幅跃升。 　　2007年以后经济出现快速下跌，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全球经济开始转冷是一个原因，但政策持续采取的“双防”措施调整滞后无疑助推了经济的下滑。在2008年6月经济疲态已经尽显之际，存款准备金率仍上调了两次，当时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7.5%。实际上，在2008年经济下行过程中，进口的下降要远大于出口的下降，因为顺差在2008年底依然创出新高。这从侧面说明，当时中国经济的下行更多是来自内需的下降，紧缩政策的转向较为缓慢可能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金融危机期间的“四万亿”则是使经济迅速反弹的根本动力。面对如海啸般的金融危机，发改委批项目与大量的货币投放和天量的银行信贷相配合，组成了“四万亿”的强力刺激。如果说之前的“双防”紧缩过头了，那么“四万亿”又刺激过度了，造成了房价高企、产能过剩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一系列问题。 　　而随着“四万亿”刺激效果的逐步消失，中国经济的外在动力消失，经济又迅速跌落。 　　之前的宏观逆周期政策显然在力度把握上失调，要么在经济过热时紧缩过头，要么在经济下滑时刺激过度；而且在时间的把握上滞后，当经济已经明显不行了依然坚持紧缩。这种政策调控的特点不仅没能很好地平滑经济波动，反而促使波动扩大。 　　正是吸取了之前调控的教训，最近一年多以来的政策调控主要以微调为主，并不试图大量刺激经济，只是为了防止经济过快下滑。2012年下半年政策的略微宽松，以及近期小规模的“稳增长”措施，都体现了这一特点。经济的运行也变得平滑了许多，季度GDP增速处于1个百分点以内窄幅波动。 　　货币政策始终保持相对中性，而更多采取财政政策来微调经济。整体政策上则强调对存量的盘活，而不盲目地追求增量。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6月份出现了严重的“钱荒”，货币政策在总体上依然没有明显的放松，而在财政政策上则主要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来进行调整。 　　“底线”思维稳定预期 　　与以往强调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不同，在经济下行之际，政府提出了经济增长“下限”和通货膨胀“上限”的预期引导模式，这有点类似于美联储的“门槛”式预期引导，更为灵活有效。 　　各国政策的调整都非常注重对预期的引导和管理，这在美联储身上体现尤为明显。2012年底，美联储引入了“门槛”来进行宽松政策的预期管理，设定的失业率门槛为6.5%，长期通胀的门槛为2.25%。即当美国失业率低于6.5%，且长期的通货膨胀不高于2.25%时，美联储就会考虑退出超低利率的宽松政策。一旦实际的失业率和通胀率发生变化，市场就会根据与美联储“门槛”的差距来调整政策的预期。 　　经济增长有下限和通货膨胀有上限，意味着当中国经济增长逼近下限时，就会有适当的刺激政策托底，当通货膨胀上升逼近上限时，就会有相应的紧缩措施出台。但是，与美联储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给出确切的门槛值。根据《证券市场周刊》7月底的调查，机构们普遍认为年度经济增长7.5%是政府的下限。 　　经济止滑但仍缺动力 　　7月经济数据显露出了些许好转的迹象，和GDP联系紧密的工业增长显著反弹。7月份工业同比增长9.7%，比6月份提高了0.8个百分点。从“克强指数”中的发电量和铁路货运量上看，也与工业的回升走势相一致。7月发电量同比增长8.1%，显著高于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