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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诉讼中主体资格的认定 　　摘 要 在自然环境受到越来越严重污染的今天，环境诉讼日渐受到关注，但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却对诉讼资格模糊带过。早在1972年，美国就出现了环境法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件，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的判决词，从正方的斯图亚特大法官论述了诉讼主体资格认定中的损害界定，反方的道格拉斯大法官则突破性地论述了自然物作为诉讼主体的可行性。两方面的论述，探讨了要获得环境诉讼主体资格需要证明的要素，以及诉讼主体的性质在环境法上的特殊扩展，对世界环境法和环境诉讼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键词 环境诉讼 诉讼资格 法律损害 自然物 环境权利 　　作者简介：陶朱，华东政法大学2010级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私法。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124-02 　　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是环境法史上的著名案例，尤其是道格拉斯大法官提出自然物应该享有权利的论述，洋洋洒洒饱含情理，自60年代以来为各国广泛引用，成为经典论述。笔者通过阅读此案判决书以及其他相关经典案例，希望从正反两方面的判词的分析中，探讨环境法中诉讼的主体资格，尤其是自然物作为主体资格突破。 　　一、案件事实 　　本案起因于美国林业服务部通过招投标授权迪斯尼公司在矿石王国山谷建一个综合滑雪项目，其中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和供电线路由内政部批准。塞拉俱乐部是一环保组织，宣称对国家公园、禁猎区和森林的存续保护和美妙声音保存有着特殊利益，对此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联邦政府的批准无效，原告对自己的诉讼资格依据的是行政程序法案第十条（APA第10条）：因行政行为受到法律上损害的人（person）能够提起司法审查的请求。但塞拉俱乐部坚持自己是代表公众提起诉讼，而非其自身或其会员个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地区法院支持原告，上诉法院驳回，最终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2年作出判决。斯图亚特等四位大法官作出主要意见，道格拉斯等三位大法官提出反对意见，另外两位大法官未参与，最终4：3一票之差确认上诉法院的判决，认定塞拉俱乐部无诉讼的主体资格。但此案在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上取得了很有意义的突破。 　　二、诉讼资格与遭受损害的定义 　　斯图亚特大法官的判决意见与道格拉斯大法官迥然不同，前者是完全信奉并遵循传统法律分析方法，通过层层逻辑推理，得出结论。 　　首先他回答的问题是：塞拉俱乐部若要取得司法审查的资格，先要证明其所宣称受损害的事实，即传统法律意义上的诉讼资格。诉讼资格取决于是否“对争议结果具有个人利害关系”。原告援引的APA第10条早先被解释为：遭受法律损害是获得诉讼资格的要件。经过数据中心诉坎普案，法院拓宽了对损害的解释，标准从“法律损害”变为“事实损害”，但本案不同之处是出现了对非经济利益的损害。 　　对此，斯图亚特大法官认为，美学价值和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一样，是社会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环境价值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而非少数个人享有，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值得司法的保护。毫无疑问，这种（美学上和环境上）利益的损害足也以构成事实损害从而使当事人根据10APA获得诉讼资格。同时他指出，当事人必须是为自己受到的损害才可请求司法审查。 　　其次，他认为矿石王国的环境被改变所造成的影响必然不会均等地损害每一个公民，只有那些去山谷欣赏游览的人才会受到愉悦和美学上的损害。而俱乐部坚持认为自己是代表公众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提起公益诉讼，他显然认为证明任何个人的受到损害都是多余的，因而在起诉状中没能阐明俱乐部或其成员对山谷有明确利用目的，并且这种有目的的活动受到了工程的影响。然而这种想法是对行政法领域的所谓“公益诉讼”误解。关于公益诉讼有个判例叫斯克利普斯-霍华德诉联邦通信委员会，此案确立的规则是：当事人受到经济上损害的事实使他依法获得了当事人资格，当司法程序启动后，当事人提出行政机关的行为未尽到遵照法律考虑公共利益的义务，以此加强自己的主张。此种意义上，当事人才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尽管数据中心案将损害的范围扩大化了，但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只能为自身受到的损害寻求法律救济的主体资格要求随之放宽。 　　斯图亚特大法官接着纠正有些案件中反映出来的法院的观点：只要公益组织能表明其对于例如环保或消费者保护的问题有着与其宗旨相关的有组织的利益，就能确认其有诉讼资格。他的观点是：一个组织仅仅对某个问题存在所谓利益（interestsinaproblem），无论这个问题多么意义深远也无论这个组织在此问题的评估上多么具备专业资格也不能使他产生APA第10条意义上的受损或不利影响。虽然塞拉俱乐部是一个在创始久远的组织，但是如果允许本案中所谓特殊利益成为当事人诉讼资格的基础，那么法院就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