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艰难起航.docVIP

碳交易艰难起航 　　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利于推动中国能源结构转型，实现低碳化发展。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开市锣”， 11月28日，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正式开市。中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成功购买京能集团2万吨碳配额，完成了首笔碳排放权交易。 　　而就在两笔线下交易进行签约的同时，大屏幕上也开始实时滚动线上交易的信息。在屏幕的右侧，绿色的字体显示出4笔“卖出”交易的挂单，等待买家。随后的5分钟内，挂单交易迅速从4个变成了2个，2笔线上交易已经成交了。 　　北京碳交易所董事长杜少中介绍说， 当日上午休市，北京碳交易总成交量达4.08万吨，成交额204.1万元；场外转让均价50元每吨，线上公开交易均价51.25元每吨。 　　早在两年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大直辖市，外加湖北（武汉）、广东（广州）、深圳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7省市纷纷绘制碳交易试点路线图，而今随着北京和上海两大交易所的开市，中国碳交易市场渐行渐近。 　　不过，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碳交易市场并形成全国规模，温室气体排放基础数据、排放配额分配办法以及价格机制形成等环节存在诸多挑战。 　　“数字”游戏 　　交易标的只是一个被认可的数字。 　　虽然数年前碳交易就已在中国兴起，但时至今日，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依然陌生。 　　碳交易的产生源于《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京都议定书》规定，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为了减轻这些国家的减排压力，京都议定书还确立了一些灵活机制，清洁能源机制（CDM）就是其中之一。 　　正是基于CDM，受到二氧化碳减排约束的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或者资金投入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合作，从而获得该项目降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抵扣其自身的排放量限额。至此，二氧化碳排放量才成为有价格的、可以用来交易的商品。与传统意义上的交易不同，碳交易过程中并不存在实际的物品交换，就是说，买卖的并不是二氧化碳本身。 　　由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国际义务，要降低同样额度的碳排放量，发达工业国家在本国实施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在发展中国家，于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发达工业国家来到中国寻求清洁发展合作项目，中国企业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碳交易的活动中。如今，国内的碳交易试点才刚刚开始，CDM这个随同《京都议定书》产生的市场机制，同《京都议定书》一样名存实亡。 　　有场无市同样是当前国内碳交易市场面临的突出问题。几个月前，深圳碳交所开闸对碳排放进行实质性交易，635家工业企业和200家大型公共建筑被纳入碳排放交易试点，成为国内首批碳排放受控企业。分配了2013年到2015年三年的排放配额。碳市场开放以来，碳交易价格也是呈上升趋势。深圳市碳交易累计成交量已接近12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达到747万元，最低成交价每吨28元，最高达到每吨130元，超过了欧洲碳交易市场的价格。为了促成成交，深圳试点采用总量控制下的强制性交易，寄望于通过政府行政力量，达到碳市场买卖的繁荣。而从目前的交易情况来看，控制减排企业的交易活跃度一般，整体交易量较小。 　　制度短板 　　挑战才刚开始。作为碳交易体系的基础——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成了试点城市面临的首道“门槛”。因为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如果想把自己减排下来的“碳”，放到碳交易平台上交易的话，首先需要证明自己确实减排了那么多的“碳”。证明当然不能只凭自己说，因为这缺乏足够的客观性。于是就需要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计量监测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是进行碳减排的基础。 　　为了能更准确知晓企业用能状况，各试点省市都建立了碳排放报告制度，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也基本编制完成，上海、深圳已经颁布实施，北京已经颁布实施，大部分试点省市已经完成企业碳排放盘查。即便这样，每个城市的排放家底依然是一笔糊涂账。两年前展开的“七省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试点”工作，并未给此轮“碳交易试点”打下任何技术和数据基础。有不少机构都宣称自己是唯一或者数家具有国内权威的核查机构之一，而最终并未有公论。 　　依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经验，碳交易体系的搭建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从基础排放数据的统计到技术和规则的配套，再到交易管理办法和管理平台的设计。中国尚未形成碳排放和碳减排的计量标准，而此类标准的形成，对于中国建立碳交易平台是至关重要的。 　　在11月29日举办的第四届地坛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侯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认为，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制度非常重要。不管是7个试点省市，还是非试点省份，全国主管温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