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我希望大家看到我，就能想起难民署.docVIP

姚晨：我希望大家看到我，就能想起难民署 　　有段时间，我经常梦到自己家园被毁，很多陌生人在废墟里逃难，梦里那种无助和绝望，好像没有了未来。可是，你醒来还有机会庆幸，那只是一场梦。但是，对于难民来说，那就是现实。回到家，看着我的“小土豆”，再去想那些难民儿童，我真的很心疼。我想，等“小土豆”长大了，我会带他一起探访难民，让他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 　　“今天，我好紧张。以前我参加那么多电影发布会，都没这么紧张过。”姚晨坐在南方都市报记者对面，回想她在“世界难民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也许我心里觉得这件事太神圣，生怕做不好，不能让更多人了解难民的一切”。 　　6月19日，“世界难民日”前一天，北京，联合国难民署（UNHCR，以下简称“难民署”）驻华代表处举办中国区新闻发布会。活动伊始，难民署发布纪录短片，是在姚晨5月赴黎巴嫩探访叙利亚难民时拍摄的。 　　工作人员如此介绍姚晨的身份：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亲善大使―今年是她成为“亲善大使”的第二年，也是她为难民署工作的第5年。“这个‘合约’，难民署一次只签一年。他们挺谨慎，是我见过的最务实的机构。他们觉得，万一你明年不想做（代言人或亲善大使），那就不做，没有合约限制你，也许还有惊喜……” 　　从2010年至今，惊喜一直都在。5年里，姚晨从最初的“中国区代言人”升任“亲善大使”，今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1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5年里，她自费探访了菲律宾、泰国、埃塞俄比亚和黎巴嫩的难民营，在微博上讲述每次探访的故事，拍摄了难民的纪录片；她遭遇了“明星做公益都是作秀”的质疑，“现在已经有很多网友在帮我回复质疑了，他们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发布会现场，姚晨说出上面这段话。之后，她接受专访，记者提及这一幕时，她沉默半晌，“有工夫哀怨，还不如抓紧这点时间去做事。我希望大家看到我，就能想起难民署正在做的工作。”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姚晨，听她讲讲和难民在一起的这5年。 　　1. 　　（姚晨口述）这些年，我认识了很多在难民署工作的好朋友。我曾在微博上和一个名叫“纯蓝墨水2010”的ID互动过，她是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2010年就是她来找我当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的，现在她被派驻到孟加拉国了。难民署的国际职员面临由于岗位需求变化、每几个年头就要举家迁移到下一个派驻地区的常态。我有时觉得他们更像流离失所者，他们心里的不安全感可能挺强烈。 　　我特别佩服这些工作人员。我到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探访，难民署的人就住在集装箱里，大太阳烤着，很艰苦。他们常年在一线工作，工资也不高，默默无闻，但是，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自卑和怨气。 　　2011年，我到泰国梅拉的难民营探访。难民署在当地的接待人是位名叫Kitty的老太太，她做过30多年战地记者，后来到难民营当外交官。Kitty很严厉，谁迟到一两分钟都会被她严厉批评。她严谨到什么程度？我们抵达曼谷机场前，她提前一天从机场坐7个小时的车到难民营，只是为了把路上可能发生的问题排查一遍，确保我们能准时完成探访。然后，她再从难民营坐7小时车回到机场接我们……她60多岁啊，太让人佩服了！我们全都非常爱她。 　　今年陪我们去黎巴嫩难民营的，是李三古大姐。她以前是外交官，非常厉害的，有次在国际会议上，她被40多个国家的人围攻，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他们还是没有说服我”。后来她选择了难民署的工作。李大姐特别感性。有次我们探访难民营学校，遇到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一直躲在妈妈怀里，一动不动。孩子妈妈给我们讲她的经历，李大姐做翻译，译着译着就哭了。小女孩以前特别活泼好动，在一次炮击中，她的家被毁，小女孩吓得从此不敢离开妈妈半步……李大姐说，4岁的孩子不愿玩耍了，说明她的童年就此被毁了。 　　这些难民署的朋友，今年见到，明年就不知道派驻到哪里了。有时想想，挺难过。 　　2. 　　2012年，非洲受灾非常厉害，难民问题也非常严重。难民署希望国际社会把关注点优先放在非洲地区，他们临时把其他地区的难民署代言人调配到非洲。那是我第一次“跨区探访”。 　　非洲传染病很严重，我们探访小分队去之前要打疫苗。打完疫苗，别人都没事，只有我出了问题，那是我长这么大病得最重的一次……大家都很担心，“姚晨，你还去吗？”我想想，不去怎么办呢？行程和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一咬牙一跺脚，“大不了死那儿！走吧！”结果，到了埃塞俄比亚，我忙活了两天，居然很快就恢复了，生龙活虎的。 　　后来我才知道，难民署对那次探访非常紧张，我们去的那个难民营是几个月前新建的，就在我们抵达的前一周，难民营内部还发生过枪战―联合国的安保级别从A-F分7级，那时，当地的安保已经升为D级，也就是仅次于战场的级别。 　　今年，我们到黎巴嫩探访叙利亚难民，当地情况更严峻―这些年来我从未见过进难民营要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