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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其时官场已经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扛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吗？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辞章后的冷笑。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待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分明的人，能够放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俭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维持住表面和平，句句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谄笑处处作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悟到了什么程度，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的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年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冶”，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晚清官场常见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辨”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从此弥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也，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是说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