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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工资增长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 　　摘要：本文针对工业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呈现放缓趋势、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等问题，分析了我国工业企业工资增长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2年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选取多个工资增长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工资粘性、地区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是影响工资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失业率、人力资本水平和最低工资增长率的影响均不同。 　　关键词：工业企业；工资增长；工资粘性 　　中图分类号：F4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 　　一、相关文献回顾 　　梳理以往的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从工资理论、工资增长以及工资增长的影响因素等层面对工资进行了研究，其中，国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较早，且形成了较多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而国内学者更多地是借鉴国外成型的理论针对国内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关于工资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学者早期多从劳动生产率、GDP和失业率等经济性因素出发，进行了大量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认为市场导向的经济性因素是工资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也得到了国内学者在我国情境下的验证。Auld等[1]认为物价与工资之间有关系，主要是物价的波动会引起工资的变动。Blejer[2]认为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也存在着关系，劳动生产率会对工资产生重要影响。Budd和Nho[3]对美国企业的工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除得出与Blejer相似的结论外，还认为物价和失业率也会对工资产生重要作用。胡放之[4]认为物价与工资之间呈现如下关系：由于工资在企业生产总成本中占较高的比重，随着企业产出量的增加，工资和其他投入要素的价格会随之增加，进一步引起物价总水平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最终形成物价上涨带动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又带动物价上涨的螺旋式上升。丁元[5]根据广东省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脉冲响应分析，认为劳动生产率是工资增长的内生决定性因素，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员工的工资可以有效地提高。宁光杰[6]选取了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和失业率这三个因素研究发现，三个因素与工资的联系在逐渐加强。 　　然而，随着市场失灵理论的产生，劳动者工资增长不能完全由经济性因素解释，国内外学者将影响因素的研究重点放在了企业因素和个人因素层面，即使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部门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但仍不能否认人力资本是工资差异的决定性因素，这在我国情境下尤为明显，人力资本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工资增长有显著差异。Slichter[7]通过对美国制造业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利润可以显著影响工资，并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李稻葵等[8]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0―2004年度的调查问卷，选取微观层面变量对工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盈利状况、资本密集度以及工人的谈判能力对企业的工资水平具有相关关系。Abe[9]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程度这一重要的人力资本特征在缩短年轻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而其他学者从人力资本特征的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张车伟和薛欣欣[10]通过对人力资本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工资中的贡献研究发现，工资的高低基本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高低。在国有部门，人力资本存量发挥着显著优势，几乎解释了工资水平的80%，特别是高端工资分布群体，人力资本优势尤为突出。 　　随着制度学派的异军突起，学者们将研究焦点再次转移，更多地开始研究制度层面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更多从工会力量、劳动力流动、市场分割和歧视等视角来研究其对工资增长的影响，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Sheffield[11]对美国服务行业的工资增长进行了分析，发现工会密度的强度影响了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工会力量对于服务行业的工资增长具有显著的作用。而我国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有较大差异，国外的制度理论应用在我国情境下，有许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出现，而且我国的制度环境仍不完善，因此，我国关于制度因素对工资增长的影响因素也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则认为我国工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关于工会力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国外学者不同，认为工会对工资增长没有实质的影响，甚至会有一定的负效应。李红涛和党国英[12]认为工会力量对平均工资的变动有较强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工会组织可能不能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甚至可能在劳资关系调解中成为资方的利益代言人。詹宇波等[13]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考察了集体工资议价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作用，发现集体工资议价在我国并没有普遍性，这主要是受所有制、教育水平和行业等因素的影响。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劳动力流动，是国内学者近年来关注的焦点，也不断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