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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讼”论研究的检讨与反思 摘 要 人们一般认为，“无讼”是古代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学界以往研究也指出：在传统社会，儒家伦理道德可以产生“息讼”的效果，小农经济、乡土社会是“健讼”的天然阻碍，宗族血缘、保甲组织可以很好地消弭诉讼，高昂的诉讼成本、“讼累”也可以阻止诉讼的发生，故而，“无讼”在传统中国得以实现。然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却显示，在古代中国，“健讼”、“好讼”往往以普遍且严重的态势存在，而“无讼”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中国古代官方一厢情愿的追求，并非历史的真实状态。 关键词 无讼 健讼 古代中国 作者简介：栗铭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2011级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曾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113-02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史学界一般认为，“无讼”是古代中国诉讼状态的一大特色，不少学者还就其原因进行过分析与论证，因此，“无讼”是大多数人们对中国古代社会诉讼状态的一个基本看法。然而学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显示，大致从宋代以降，“健讼”之风以不同程度弥漫于全国各地，部分时期、部分地区的“健讼”现象普遍且严重，这些研究通过大量基本事实对以往“无讼”论的结论构成了否定。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学界以往有关“无讼”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检讨与反思。 一、学界“无讼”论研究成果概述 学界以往有关“无讼”论的研究，有一定数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路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无讼”现象进行了解释。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 张晋藩先生认为，第一，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形成了世代毗邻的地缘关系，社会成员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加之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渗透与潜移默化，形成了和睦共处、和谐无争的生活准则。第二，中国古代的文化崇尚和谐，反对讼争，导致诉讼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中日益变成“为‘礼’所不容、为贤者所不肖”的行为。第三，不堪讼累，是百姓之所以厌讼、贱讼的一个极为现实又十分具体的原因。 范忠信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贱讼，其实不是真正鄙视诉讼，而是害怕诉讼：“讼”不会给自己多少好的结果，“讼”使人体面扫地，“讼”使涉讼人可能被人捉弄、欺负，故而贱讼。贱讼实为恐讼。 梁治平先生认为，导致我国“无讼”传统形成的原因，是儒家学说对于讼争进行了文化上的否定，即“古代中国人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绝对的目标，把法律看成是实现这一道德目标的手段；其法律因此只具有否定的价值，争讼乃是绝对的坏事……我国古代法律，也像其他制度一样，服从文化的根本追求，乃是实现社会中‘绝对和谐’的手段。” 瞿同祖先生认为，在传统中国，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社会中，法律并不是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有时涉讼不清，法官难以判断，断亦不服。只有族长及合族公议才能解决这种纠纷，往往一言而决，争端立息。” 事实上，学界以往有关“无讼”论的研究，基本都是以上述几种论点为基础进行展开的。 二、学界“无讼”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通过对学界以往有关“无讼”论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其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形成的论点与做出的解释具有启发性。然而，对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材料进行审视，尤其是结合近年来“健讼”论研究的相关成果，笔者发现，“无讼”论的相关研究，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1.简单地把古代官方理想化的“无讼”追求直接当成历史的真实；或者以论代史，在没有材料支撑的情况下，断言“无讼”的存在。学界以往有关“无讼”论的研究，缺乏对基本史实的考证，缺乏“无讼”现象的直接证据。“古代中国是一个‘无讼’的社会”这一判断似乎是一个无须证明的事实，无例外地被相关研究者直接作为其文章的起点。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个现象，是相关研究者简单且僵硬地把古代中国视为一个“儒家伦理”型的理想社会，因而在有关史料的使用上，没有经过谨慎的甄别与取舍。 中国古代官方以道德立国，追求和谐，并将“无讼”的追求作为应对民间讼争的最高理念，以达到“必也使无讼”的境界。在此背景下，那些由追求“无讼”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所书写的所谓“正史”，自然代表着古代官方话语的意识形态，而“古代官方话语的这种影响容易使学者失去学术自觉与思辨反省的能力，此种状况正如有人在研究《历代刑法志》时提出，《历代刑法志》传递给我们的是关于那些法律历史的‘话语’。在这个话语中，不仅传递了中国法律历史的片断和事件，同时也传递了历代士大夫编写正史的视野，他们对史实间联系的判断以及他们赋予史实的意义。” 所以，比如我们今天已经通过其他史料确定地知道清代民间存在大量“健讼”的事实，但在《清史稿》中，民风“健讼”的直接记载却屈指可数。 然而，“无讼”论的研究者们，由于简单地把古代中国视为一个“儒家伦理”型的理想社会，因而将古代官方话语构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