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书院梦”.docVIP

马一浮的“书院梦” 　　他却放弃了一切西学上的计划，来到杭州的孤山之畔，推开了文澜阁的大门，重新捧起了落满尘埃的线装古书。一个洋装笔挺的新派青年消失了，许多年后，古老的藏书楼中，走出了一位长须飘然的国学大师、书法名家。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剧变，他在传统儒学的怀抱中涅槃新生了。 　　1939年“民国教育部”决定以教育家孔子的诞辰9月28日为教师节。 　　就在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来临前两周，也即1939年9月15日，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正式开馆授徒。 　　1939年的中国烽火连天、山河破碎。“教育救国”喧嚣的呼声低了下来，呼喊者默默将主张转变为行动。此时的教育界目光仍然主要投向海外，杜威、马卡连柯、赫尔巴特等教育家旗下分别聚集了一批忠实拥趸；西南联大仍然高举科学、民主大旗；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在陪都重庆落地生根；晏阳初正将平民教育一步步推向乡间……正当教育者四处寻求济世良药之时，马一浮却将废弃多时的书院重新搬出来，似乎有些逆潮流而动，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然而，此人并非不识天下大势的井蛙，也不是因循守旧的陋儒。他只是怀揣一颗书院梦，做着一个末代大儒该做的事情。 　　为往圣继绝学 　　马一浮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四川成都，其父马延培曾任四川仁寿知县。出身于官宦世家的马一浮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常怀“温情与敬畏”之意。 　　五岁开蒙、七岁能咏诗的马一浮被乡邻目为“神童”。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可以为他的神童之名作注脚：郑墨田是马延培为儿子请来的家庭教师，不到两年，这位学名远播的前清举人竟发现自己再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了，郑先生怕误人子弟而主动辞馆。而此时的马一浮年龄不过10岁。此后马一浮以自学为乐，直接与书中各先贤对话。 　　十六岁参加县试，一举夺魁，翌年，他到上海改学西学，又很快学有所成，几年后便精通英、德、法、日等数门外语，和朋友办报宣传西方思想，成为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弄潮儿；1903年，他因英文优异被聘为清政府驻美使馆的职员，到美国圣路易斯市任职，后来又去欧洲游历，沐浴欧风美雨，遍窥西学典籍。 　　李叔同曾对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龄，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正当文化界期待这位青年才子以更嘹亮的革命号角刷新故国视听时，他却放弃了一切西学上的计划，来到杭州的孤山之畔，推开了文澜阁的大门，重新捧起了落满尘埃的线装古书。一个洋装笔挺的新派青年消失了，许多年后，古老的藏书楼中，走出了一位长须飘然的国学大师、书法名家。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剧变，他在传统儒学的怀抱中涅槃新生了。 　　以声名动学林 　　马一浮的声名早已遍播学界，拜服于其学问的人不乏像李叔同、夏丐尊、梁漱溟、熊十力、宗白华等宗师级人物，当然也有一些附庸风雅之辈。军阀孙传芳前去拜访他，马一浮不肯与其见面。慑于孙传芳的权势，家人劝他不必搞得太僵，就问是否“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却一口拒绝：“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孙传芳只好悻悻地走了。 　　吃过马一浮闭门羹的人还有蔡元培。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立刻邀请马一浮前往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由于马一浮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深为不满，所以他婉辞了蔡元培的邀请。蔡元培无奈，只得转请陈独秀就任此职，此后，新文化运动在兼容并包的北大校园开始酝酿。悄然间，历史在两个人物的选择上转向了。 　　马一浮久居杭州西湖小孤山，另一位求贤若渴的校长竺可桢同样对其仰慕已久。1936年，竺可桢刚出任浙大校长，便登门拜访马一浮，请他出山任教浙大，被拒。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竺可桢再次恳请马一浮出山，说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更应当保存文脉，弘扬国学。竺可桢的话说到马一浮心坎里去了。 　　眼见战火无情，一生钟爱的文化面临覆灭的危机，虽然仍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传承方式，大学里开讲也总比什么都不做强。向来抵制现代学校制度的马一浮在民族危亡关头终于放下个人成见，开始了一生唯一一次大学授课的经历。马一浮以“特约国学讲师”的身份为浙大学子授课两个学期，期间，由于学校迁址，马一浮还随学校一同迁往偏远的广西宜山，后来这两个学期的讲稿被辑成《泰和宜山会语》出版，影响了几代学人。 　　独立于学官之外 　　马一浮并不想在大学久居，他真正向往的是古典式的“书院”。中国的书院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兴起于民间，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都曾在书院讲学，正是体制独立、学术自由、学风淳厚的书院赋予了他们的思想以长久的生命力。 　　晚清以来，随着西式教育的兴起，书院也被废止。马一浮对此甚为抱憾，早年以来，他就想要成立一所融会中西文化的“通儒院”，按他的设想，这种新型书院，本身是从传统书院制度中生长出来，又吸收若干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