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docVIP

???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对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系统历史分析尚不多见，有很多深层次问题尚未探讨，如国有企业改革是如何发生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什么因素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性？贯穿国有企业改革各个阶段的主线是什么？等等。在改革已经推进二十多年而且即将步入新阶段的今天，仅仅对改革过程进行一般性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历史角度出发，研究上述深层次问题，探索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规律，并从中探索能够指导未来的经验和启示。 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生 ???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始于1978年6月进行的放权让利试点。 为什么要改革国有企业？为什么要采取放权让利的方式？国有企业改革是如何启动的？这些问题涉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启动的深刻历史背景、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生学特征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状态。??? 1978年，为什么会开始探索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这是因为，到这个时候，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内涵矛盾的冲突与发展已经发展到极限，而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以及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转变，从而促成了解决矛盾的历史契机的形成。??? 第一，到1977年前后，传统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内涵的固有矛盾尖锐化，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实行全社会范围内的计划经济模式的设想，以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的思路形成的。经典作家的上述思路共同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已经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一计划经济的物质基础，而且具备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然而，这种思路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潜在理论前提，即社会管理者也就是国家必须具备充分的管理全部企业的能力，以及为全部国有企业担负盈亏的财政能力。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形成传统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时，上述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和国家的能力基础都是不具备的。这样，传统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一开始就内涵着诸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一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复杂性与政府管理能力有限的矛盾，二是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与政府财政能力不足的矛盾。这些矛盾发展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 1956—1977年间，国有独立核算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在政府决策失误（如“大跃进”以后的1961和1962年）和政局动乱时期（如1967、1968、1974、1976年）明显下降。这种趋势既是上述两个基本矛盾的体现，同时，又反过来加剧这些矛盾。一方面，它体现了政府不具备直接管理大量国有企业的能力。企业经济效益下降，除了因为整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活力以外，还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没有独立的企业，没有独立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及其经营管理才能的形成与积累。而政府的性质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形成充分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与政府决策和政局状态的相关性尤其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这种趋势也表明，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迫使国家以数倍的投资换取企业的回报。到1977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已经到了国家财政能力能够承受的极限。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使得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与国有企业的利税回报不相称。1956—1977年间，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9.2倍，而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只增长5.5倍，利润和税金总额只增长6.3倍，整个国有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只增长2.5倍。 由于国有部门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国有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整个财政收入的增长。1957年以后，中国财政状况的总体演变趋势是，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财政困难状况逐渐加剧。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一五”时期为11.0％，“二五”时期为0.2％，1963—1965年间为 14.7％，“三五”时期为7.0％，“四五”时期为4.2％。1974—1977年间，中国陷入了继“大跃进”时期以后又一个财政困难时期，1974和1976年两年出现财政收入的负增长。可见，单纯利用国家财政投入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模式已经受到了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 纵观中外历史，可以发现，财政困难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基本动因。正如熊彼特所说：“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的危机”。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财政困难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及其结束后的1977年已经发展到极点。因此，1977年前后，中国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继续采用原有模式，国家承担企业全部投资，直接控制生产经营活动，以追求企业产出最大化；要么放松对企业的控制，让企业有一部分投资、生产、经营决策权和收益享有权，促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家通过利税形式获得一部分收益。实践证明，第一种办法已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