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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蒙学识字教学智慧及启示 　　一、传统蒙学集中识字教学的智慧 　　传统蒙学语文识字教学一直采取的是集中识字的方法。所谓集中识字，就是让儿童在入学一年左右的时间，通过使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材，集中认识两千多字。张志公先生说：“识字教育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很突出的一个做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1]传统蒙学的集中识字教学的独特智慧，主要体现为三个“集中”。 　　一是时间集中。识字教学往往在蒙童入学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不会拖得太久。有的可能时间更短。识字以识记为主，不要求会写这些生字。塾师教读，蒙童跟读、识记、背诵。对课文内容，塾师通常只是略微讲一下，有的甚至不讲。一般在两年之内，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完成初步的识字任务。 　　二是教材集中。通用的识字教材基本上集中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有限的几本蒙书教材。传统蒙学教材很多，但真正作为识字教材的并不多，使用广泛、影响深远一直保存到现在的不过就是几种。简单地说，唐宋之前，主要教材是《急就篇》等；唐宋之后，主要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唐宋之前的《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史游编写的一部儿童识字课本，是完整保存至今的产生年代最早的蒙书，其文有三言、四言、七言，文辞雅奥，整齐押韵，便于记忆，内容丰富。唐宋之后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本教材搭配在一起，替代了以前的《急就篇》，成为自宋以来最流行的识字教材。三本教材都是韵语编缀，朗朗上口，利于诵读，且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编写高妙，《三字经》被称为“袖里通鉴纲目”，《千字文》的优美文笔和华丽辞藻，使得众多童蒙读物都无法望其项背。 　　三是字数集中。在儿童初入学的一年上下时间里，要集中识两千多字，这两千多字是进行初步阅读所必需的。清代文字学家王筠曾说“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就是这个意思。古人在语文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两千字左右较合适，超过太多，学生难以掌握，不足这个数目就太少，而这两千多字又都集中在那三两本蒙书教材里。如识字教材《急就篇》，生字的密度大，字数集中，共2144字（末128字为汉以后所加）；《三字经》字数也很集中，生字密度也大，《三字经》的字数在不同历史时期皆有所增加，宋末元初的有1068字，明末的有1122字，清代有1140字本及1170字本等多个版本；《千字文》整整1000字；《百家姓》收集姓氏504个，有单姓和复姓，536字。这三本教材的生字加起来约2700字，字数非常集中，正好满足初步阅读所需要的识字量。 　　“三集中”是传统蒙学识字教学的智慧做法。“三集中”识字教学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现代人“识字难”和“识字教学难”在古代基本不存在，古代上过一两年私塾的人，往往就具备了阅读古书的能力，就是因为“三集中”教学基本解决了初步阅读的认字问题和阅读困难。“这是传统的集中识字教学的基本方法，千百年来，前人一直采用这个方法，不肯放弃。”[2] 　　二、传统蒙学集中识字教学的价值与必要性 　　传统蒙学集中识字教学适应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与要求。刚入学一年多的时间，蒙童求知欲望最强烈，最容易接受新知识，也是对汉字和书面语言最有新鲜感、最敏感的时候，如果此时不集中识字，而是分散识字，拉长战线，旷日持久，则会挫伤蒙童的学习积极性，使蒙童对汉字学习和认知慢慢会生厌。“蒙童多记性”也是及时集中识字的必然要求，古人认为蒙童阶段是记性最好的阶段，清代学者陆世仪这样总结：“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13岁以前是人的记忆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儿童巨大的记忆潜能正是大脑快速发育的特征，记忆背诵是儿童最自然的学习方式。因此在识字阶段，抓住蒙童记忆力强的黄金时期，让蒙童及时集中识字，背诵识字教材，对儿童来讲是完全可行的做法。反之，错过了集中识字的最佳时期，效率就非常低下，识字就会慢很多。及早解决识字问题，蒙童就能及早真实阅读，就能发展其语言能力，扩大其知识面，从而促进其思维能力发展。这里可以看出古人集中识字教学理念的智慧及洞见所在。 　　此外，汉字和汉语的特点决定了要集中识字。汉字是非拼音性文字，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前，无法整句整段地阅读，因为字都不认识、不会读，处处是拦路虎，文章是“无法卒读”的。而拼音文字，如拉丁文字，在学会了二三十个字母以后，就可以一边拼读，一边很快成句乃至成段地阅读下来。当然，中国古代有反切注音法，但反切注音首先需要认识很多字，分辨出并会读这些字的声部和韵部，才能反切出一个生字的读音，这显然比较麻烦，无法真正解决识字阅读的问题。因此，中国蒙童必须要在刚入学时集中时间和力量认识一大批常用字，然后才能展开真正的阅读。对此，古人对识字教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