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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教育方式举要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启示 　　摘 要：从文化发展史的维度上看，先秦儒家居于中华文明源文化之列是毋庸置疑，其内容庞繁广博，包罗万象，藏蕴着先秦时代儒家圣贤们的思想智慧与学说理则，其中就包括关于教育方式的精深见解。先秦儒家的基本教育方式在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中依然有着用武之地，有着“古为今用”的合理因素。 　　关键词：先秦儒家教育方式；高校思政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272-02 　　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曾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1]中国的先秦儒家恰恰处在雅斯贝尔斯所定义的“轴心时代”，在中华文明的各方面的确产生了“轴”与“心”的影响。其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正能量，其基本教育方式皆是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之上和按照人类正常心理反应原则的情形之下探索出来的，能够在实际教育中起到相当大的正面作用。本着“古为今用”的文化态度，我们应充分挖掘这些教育方式，让其积极因素能为当下高校思政教育继续发光发热。本文试通过列举因材施教法、躬身典率法、外求诸境法这三种先秦儒家主要教育方式，来探讨其对当下高校思政教育的借鉴价值与启示意义。 　　一、因材施教法及其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启示 　　先秦儒家教育的因材施教法是指教育者本着突出受教育者主导地位的原则，依据受教育者在禀赋、性情、品格、志趣等方面的差异因素，有针对性地设计和采用符合个体个性特点的教育方式。 　　孔子是因材施教法的经典使用者，《论语?为政》中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此则记载直接表现孔子依据弟子对“孝”理解的偏差；对“孝”实践的侧重运用因材施教法进行教育的。《论语?先进》中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针对弟子的不同性情，孔子的回答虽说相互矛盾，但正好做到了抑其过强而扬其不足。这正是因材施教法的典型运用例证。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之论，虽然认为个体拥有共同的“善”，但由于个体所受到后天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就会造成差异性，针对不同的差异性就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故而提出了“教亦多术”的命题。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后继者，同样继承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与方式，荀子也认为应按照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和个性特点来进行教育。对此，荀子曾说：“问苦者，勿告也。告苦者，勿问也。说苦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荀子?劝学》） 　　对思政教育的启示：当下高校思政教育所面对的教育对象的复杂性与个性化色彩远比先秦时代浓重得多，这种客观实际本身就要求需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家庭背景与社会背景、不同知识结构等因素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来进行教育。故而单一、僵化、模式化的教育方式是很难收到预期教育效果的。因此思政教育者应采取有针对性的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亦即“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与吸收先秦儒家因材施教教育方式的精华，笔者认为在当下高校思政教育中创造性的运用先秦儒家因材施教法能够很好地避免千篇一律和“一刀切”的绝对化说教，能够很自觉地做到从实际学情出发，尊重学生的个性，打消学生厌烦心理，拉近与学生之间的心灵距离，从而切实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二、躬身典率法及其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启示 　　先秦儒家教育的躬身典率法是指教育者本着亲范演示的原则，以身作则，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言行，为受教育者树立可以参照和模仿的榜样，引导激励或潜移默化感染熏陶受教育者思想与言行的教育方式。 　　在“言传”法与“身教”之间，孔子法更加注重的是“身教”。对此，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孔子的意思是教育者自身“正”，不用言说就能够起到教育的作用；自身不“正”，就不能够很好的教育他人。《论语》中记载孔子教导弟子“不耻下问”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躬身典率法：自己虽然通晓礼法，但进到太庙时，却在弟子面前“每事问”，这就是在对弟子进行“身教”。 　　孟子同样认为在教育过程中这应该以身作则，亲率典范，他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孟子?万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