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经典回到“我”.docVIP

回到经典回到“我” 　　在各种时新的出版物乃至电子读物、视频充斥书店和网络的时代，经典教育似乎意味着“不识时务”。熟读《西游记》不如脱口而出《大话西游》的台词显得时尚，《伊利亚特》、《奥德赛》相对《哈利波特》来说显然out，于丹《论语心得》的普及取代了对《论语》本身的阅读……的确，经典总是和“过时”相联，它总是在物理时间的“过去”领受着自己的灯火阑珊。《理想国》倡议的等级秩序与现代大众的平等诉求完全不是一个理想；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早已被“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经济动物”所取代，不仅如此，现代人还相信人是天生的各种动物；莎士比亚笔下形象猥琐、贪婪悭吝的高利贷者早已华丽转身为令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康德的道德律令充满着18世纪的陈腐气息，卢梭的《论科学艺术是否有伤风化》在N次科技革命后一看标题就荒唐得令人捧腹，而作为古代中国人金科玉律的孔孟之道更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和君主专制的帮凶…… 　　时潮裹挟着大众马不停蹄地奔向那些看起来确定无疑、简单明白的目标，在这样的奔竞之途上有许多“成功”的榜样和指导人们“成功”的教义在实施着现代教育，并倡导着各种“创新”。人们往而不返，少有人还愿意聆听“过去”的教诲。诚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开讲辞所言：“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些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 [1 ]然而，一个浅薄的时代无法提供足够的脚力，于是“发展”就显得步履蹒跚甚至形迹可疑，有时，在某种意义上，更像倒退。它常常以背弃“过去”的方式印证了经典的教诲并没有成为过去。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正是由于它是过去的产物――时间的产物。生命是绵延，人是时间存在物。作为时间刻度的不是钟表和日历，而是以各种样式经典化了的人类存在，标识着人类成长历程的关键步履，绵亘于时间中，勾勒出我们的来路，暗示着我们的去处。如果人在时间中的存在是指“可以无限完善”的存在，那么，经典的首要意义就在于为尚不完善的人类提出问题。这些问题重要到没有哪一代人无须面对和回答，这些问题又困难到没有哪一种回答是一劳永逸的答案。 　　柏拉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设想了一个等级结构的城邦，而是围绕何谓正义问题对人类洞穴状态的提醒。直到今天，尽管人类一再地陷入一个又一个洞穴，尽管光亮从未照彻洞穴，但是借助柏拉图的提醒，我们尽力地辨认着洞壁上的幻影。 　　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实际上提出的是：在安于自然动物和成为自由的人之间、在通过暴力还是通过言说（说服）之间，“何为属于人的政治（城邦）生活？”尽管何谓自由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聚讼纷纭，尽管人的自然与人的自由如何取得平衡一直是个难题，通过暴力的政治与通过言说的政治至今也未能完全相互说服，但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正是沿着这份接连不断的问题的清单，日益远离政治的动物性。 　　处于现代性之初的《威尼斯商人》直到今天仍然无比犀利地逼问着金钱与人性、货利与人道之间的关系。它既是人世间爱恨交加的古老剧目，更是以市场为轴心的当代生活的焦点话题。利益追求的正当性（right）与利益分配的道义性（justice）之间难解的纠结，从一开始就贯穿于资本时代的主要争执，贯穿于同样经典的斯密、马克思、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的著述中。 　　同时，尽管莎翁明显厌恶夏洛克的贪婪和卑鄙，但经典作家“理智的诚实”使他不得不面对构成夏洛克悲剧背后的种族和宗教歧视问题：“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性？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能受同样的武器伤害，同样需要医药治疗，冬天会觉得冷，夏天会觉得热，跟基督徒一样吗？”（《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这个多少也污染了莎翁本人的问题最后恶化为令人发指的当代反犹惨剧，对它的反省不仅推动了犹太复国运动，而且在广义上启发和推动了种族平等运动的进程。 　　莎士比亚时代就开始的德福两难问题，突出地成为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意识所在，康德为了弥合二者间的鸿沟作出了最为卓越因而也是最为经典的努力。然而，道德律的绝对自由本性排斥了所有经验事物的羁绊，包括任何功利欲望的参与，使得感官幸福的维度难以整合进人类亘古以来德福一致的理想，康德以实践理性的“悬设”将之寄托于人类经验生活的彼岸，从而使这个致命的问题再度悬而未决。 　　作为康德的最重要的启发者，卢梭是从淳朴的“自然”直观到良知和德性，从而将自由和良心确认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他一生的长篇大论展开之前，短短的一篇应征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以惊世骇俗之笔，汪洋恣肆地扫荡近代欧洲文明刚刚开始赖以存身、赖以勃发的科学与艺